nbsp; 但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郭敬明就说，对加入不加入作协，其实他无所谓，能够加入，也是好的，这说明自己得到了承认。加入作协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名分。
我当年对上山下乡的狂热，现在年轻人也很难理解
青周：您觉得现在哪些80后作家有资格加入作协？
陆：这个我可说不好啦。我得承认，我读他们的作品不多，没有发言权。我非常想读他们的作品，可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绝不会因为跟他们中的个别人“论战”，就否定他们的优秀。比如韩寒，我第一次和上海记者谈起他的时候，就说过：韩寒笔下有很多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有些语境我是达不到的。
80后的追求、痛苦、困惑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理解。正如我们年轻时的也会遭到父辈的不理解。我14岁第一次下乡，那时还在读高一。当时上海动员城市青年去安徽农村。从大上海去当农民，不是像现在那样搞个志愿者，去教一两年书，或当一两年村官又回城来，而是放弃大上海户口，一辈子当农民。当时许多上海父母都跪在自己子女面前，“求”我们不要去农村。
那时我父亲去世了，母亲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厂医。我是家里的大儿子，按说应该留在上海尽早承担家里的责任。但我却迷恋于“去农村”，“和最穷苦的人民在一起改变中国的面貌”。我不好意思当面跟母亲说，就连续几十天每天写封信放到她枕头底下，说服她同意。
我14岁去先当了一年农民，和农民的孩子睡一张床，吃一锅饭。第二年，我在当地一个山沟里当了小学教师，教历史、地理。那两年非常苦，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每天只有两碗粥喝，早晚各一碗。十五六岁的我正在发育，是最能吃的时候。我早上喝一碗稀饭，没菜没油，然后讲一天课，再吃一碗稀饭，躺下就不敢动了，一动就饿。很快我就骨瘦如柴。
后来和我同一宿舍的老师得了肺结核，很快我就染上了，吐血啊。只能回上海治病。按说我不能再报进上海户口，但我当年去农村是有名的最小的一个，就允许我重新报进户口，我又成了上海人。但几年之后我再次放弃了上海户口去新疆当农工。十万上海青年高唱战歌踏进大西北。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火车站月台上哭成一片。
青周：这样的狂热，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陆：是啊。1964年，上山下乡已经有些传统了。但要把子女送到新疆火焰山，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去当农民，很多上海家长还是不能接受。甚至有人把女儿关在房间里，把她们的头发剪成阴阳头，让她们不能上街跟街道团委接触。这些年轻女孩后来用被单搓成绳索，从楼上窗户逃下来报名去新疆兵团。
我们街道有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南京、香港、无锡，都曾有他们家的工厂。他到街道报名去新疆时，他母亲想拉住他的自行车，而扑倒在车后，他照样冲破“樊篱”，去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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