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界的作品。”在描述70年的作家作品的情景时，叶石涛又编造了一个神话说，“70年代的文学作品”，是“努力去统合台湾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带来的不同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三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每一阶段”都使台湾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叶石涛还吹捧了《这一代》杂志，称赞它“强烈地主张本土为重的意识”。
《台湾文学史纲》最后说到了80年代最初几年的情景。随着台湾政局日渐发生变化，人们可以看到，叶石涛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认为8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迈向更自由、宽容、多文化的途径”的文学。叶石涛说，“在政治体制上”，80年代的“大陆”，对于台湾，已经不是“日据时代的‘祖国’”了。叶石涛指名攻击陈映真等人说，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中“有人……指出乡土文学有分离主义的倾向”，那是“杞人忧天”。叶石涛说，“事实上，台湾新文学从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在大陆的隔绝下，孤立地发展了六十多年，有许多实质的问题是无法以流派、主义的名称去解决的。”“进入80年代的初期，台湾作家终于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究竟是哪“许多实质的问题”?还有，“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又是什么意思?“正名”以后的“台湾文学”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叶石涛没有明说。也许，叶石涛还是不得不考虑他身处戒严时代，所以还是要有所收敛。然而，要不了多久，时局再变化，肆无忌惮的叶石涛就会说明白了。
即使如此，历史仍然表明，还在“解严”前夕，在台湾文学界，两种文学思潮斗争已经是壁垒分明了。那就是，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和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台湾文学本土论”或“台湾文学主体性、主体论”的严重对立。后?的立场，是反中国的。
再看第二个阶段，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人们可以看到，“解严”之前，与政治本土化运动一步一步地冲破国民党的政治禁忌的同时，在“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主宰下，文学“独立”的种种谬论，已经一一被提了出来。到了1987年7月15日“解严”之后，这种种的谬论又有了恶性的发展。其中，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种恶性的发展则又随着政治上“台独”势力的猖獗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解严”前夕，1987年7月7日，所谓新生代的文坛“台独”势力在美国有一次聚会。当时，北美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会邀请郑炯明、李敏勇访美。同时，彭瑞金也获得台湾基金会的补助，赴美收集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资料。旅美的陈芳明、张良泽、林衡哲和他们相遇于加州海岸的美州夏令会。陈芳明说，这一次聚首，让他感到“多少喜悦悲愁齐涌胸头”。7月28日，陈芳明在圣荷西自己住家，与彭瑞金对谈了文学史的撰写事宜。对谈的记录，整理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发表在当年10月26日到11月2日的《台湾时报》和11月的台湾《文学界》24期以及11—12月的美国《台湾公论报》上。就同一话题。1988年1月8日，陈芳明又写了一篇《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一文，随后发表在2月13—14日的台湾《自立早报》上。5月7日，《民进报》革新版第9期又发表了陈芳明的《在中国的台湾文学与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一文。在这之前，1987年11月，陈芳明还在《台湾文化》第15期上发表了《心灵的提升与再造——乡土文学论战与中坜事件十周年》一文。这之后，1988年5月14日，陈芳明还在《民进报》上发表了《文化上的称霸与反霸——旁观杨青矗与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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