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认识，那么，这统一后相通的观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他认为，“所谓内外省的隔阂，所谓奴化教育，或是关于文化高低的争辩都是生根在这里的。”他提醒人们：“这条澎湖沟(台湾海峡)深得很呢?”他也感慨地说：“这是很可悲叹的事情，但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然而，这“特殊性”，又绝不会导致“分离”。于是，他明确地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相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当然，杨逵也很痛心，惋惜地说：“为填这条沟最好的机会就是光复初期的台湾人民的热情，但这很好的机会失了，现在却被不肖的贪官污吏与奸商搞得愈深了。”为此，他呼吁：“对台湾的文学运动以至广泛的文化运动想贡献一点的人，他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
这样看来，杨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与江苏文学等一样，“实难树立其分离的目标”，也“并未想树立其分离目标”，但“可有其不同的目标”，这“不同的目标”正是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正因为此，“更需要‘台湾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台湾文学”这个概念，这个称谓，绝不是游胜冠所说的，表现了台湾文学的所谓“本土意识”、“自主意识”，而是为了“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
濑南人的看法，与杨逵完全吻合。他说：“为了适应台湾的自然底或人文底环境，需要推行台湾新文学的运动，但是建立台湾新文学的目标”，“应该放在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成份，而能够使中国文学更得到富有精彩的内容，并且达到世界文学的水准。”
(2)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在《“台湾文学”问答》里，杨逵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
问：那么，你是不是以为台湾新文学可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立的?
答：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但，这样的奴才文学，我相信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我们要明白，文学问题不仅是作者问题，也就是读者的问题，读者不能了解同情，甚至爱护的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所了解同情、爱护的文学，如果它受着独裁者摧残压迫，也不能消灭，反之，奴才的文学，它虽有主事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正如这样，台湾文学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学对立，但与它们的人民文学没有对立的。虽说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在世界文学这个范畴里，都是可以共存的。中国文学有台湾文学之一环，世界文学有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类，在进步的路线上它们是没有什么对立可言的。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与风格。
这里，杨逵讲得很明白，也很深刻。
一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不能对立”，这“不能对立”，回答得很有内涵。杨逵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当时，已经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前文所说1942年至1949年间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在岛内极少数地主士绅阶级中的反映。对这种“对立”的倾向，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是坚决的——“当然不能对立!”
二是，在台湾，这种“对立”的文学，就是托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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