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反对黄石辉、郭秋生用台湾方言创作的意见。这是因为：(1)台湾语是中国地方方言之一，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彼此“越是隔阂”。(2)台湾本来就没有特殊文字，所以提倡白话文，对统一文字有相当大的贡献。当然，在创作时，可以插入一些台湾方言、俗话，以表现文学的乡土气息。文章中，欧阳明引用了赖明弘《台湾文学今后的前进目标》一文的一段话：“台湾的文化终不可与中国的文化分离，台湾的民族精神必须经由文学上的联络与祖国的民族精神密切联携在一起。台湾亦由此可以排击日本奴化的政策”来“共同展开对日的民族斗争。”欧阳明确认，“这是一种历史远大的意愿。”
第五、在台湾的省内外作家的团结问题。欧阳明在文章的结尾呼吁：“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 ，互相勉励，集中眼光朝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深入社会，与人民贴近，呼吸在一起，喊出一个声音，继承民族解放改革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族与科学’。”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等问题，都有过热烈的争论。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了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等人落难。另外，在这场争论中起主导作用，并热心支持当时台大和师院学生进步文化运动、发表了鲜明的民主改革和反“台独”反托管的作家杨逵也同时被捕下狱。风云突变，“《桥》塌陷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的争论被迫降下帷幕。
纵观争论的全过程，至少在五个问题上，人们取得了共识。这就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的属性。讨论中，“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全体性’。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全体性’而忽略了‘特殊性’，这统是一种偏见，是错误的”。“正确的说：‘全体性’与‘特殊性’都是相互不用分离的东西，都有互相联系的紧密关系，这两个东西，倘若这个离开了那个，必然的社会变成了残废。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需要放在这个‘全体性’上面才是。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那么，台湾新文学的“全体性”，也就是其属性，是什么呢?“毫无疑义，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新文学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台湾的新文学，也就是这样性质的文学。”(吴阿文(周青)：《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讨论中，许多文章充分地评价了台湾人民以及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台湾新文学卓越的文学成就。杨逵、萧狄批评了少数省外作家的“优越感”，过低评价了台湾新文学在思想和审美上的成就。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路线和方向。讨论中，一致同意欧阳明的意见，将“人民的文学”规范为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多数人反对创作台湾方言体文学，要学习国语，推广白话文，与祖国新文学一体，创作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
第五、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暴政，面对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艰巨任务，争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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