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发展，也碰到了和内地一样的问题。白话文虽然主宰了台湾文坛，“言文一致”却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台湾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离状态，这种矛盾更加突现了出来。难怪在论争中，黄石辉会申辩说：
台湾是一个别有天地，在政治的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的关系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话来支配，所以主张适应台湾的实际生活，建设台湾独立的文化。
很明显，这里说的“台湾独立的文化”，并不是被后来“台独”分子诠释的那种分离于祖国的文化“台独”，而是符合台湾实际的文化。郭秋生也一再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要想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论争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的性质，乃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探讨性的集体研究。
第二、这次论争又是“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思潮的一种必然反映。30年代前后，从前苏联开始，席卷世界各地区的左翼文学及其文艺大众化思潮，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内地“左联”的影响，台湾新文学中的左派人士，也紧随其后地做了起来。所以说，“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这与新文学建设的中心问题又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当我们知道，黄石辉被当年台湾文坛称之为“普罗文学之巨星”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场论争中，为什么是他打响了第一枪。
第三、 论争双方的分歧点， 主要在解决新的矛盾的办法上， 或者说， 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上。 当时， 在内地， 在台湾， 同样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 而且方案的内容几乎也是一样的。
一种方案是两步走的方案。在大陆，首先提出这种方案的是鲁迅，他首先认同了瞿秋白的看法，这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交往中已经有了一种“大众语”。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有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入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帮助大众语“发达”的途径，这就是：“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斩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这“新的”正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话、国语。
黄石辉、郭秋生的意见，正是这种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但是，在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的时候，他们坚持(1)采用汉字；(2)没有汉字能表达的，尽力找汉字中可以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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