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无必要的话。还如，读音上，“要采用字义来读音”，等等。黄石辉还建议，组织乡土文学研究会，商讨有关的问题。
同年8月29日，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79—380号上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文，具体地论述了如何建设台湾话文。他说
然而目前这种基础的打建要怎样作去才有实质的效力?我想，打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啦!……
然而这种理想，在哪一处可见呢?歌谣啦!尤其是现在所流行的民歌啦!所以我想把既成的歌谣及现在流行的民歌(所谓俗歌)整理，为其第一有功效的。……我知道这些民歌的蔓延力，有胜过什么诗、书、文存、集等等几万倍。……
所以吾辈说，当前的工作，先要把歌谣及民歌照吾辈所定的原则整理，而后再归还“环境不惠”的大多数的兄弟，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传播直去，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工余的闲暇尽可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
由此可见，在郭秋生看来，建设“台湾话文”的关键是深入工农劳苦大众，即：“扩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其切入点，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去整善理活在人民大众口头上的民歌民谣。于是，整理后的民歌民谣就成为第一批“台湾话文”的标本，返回到人民大众中，看牛的、卖药的以及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都能很快地读懂它们，“文盲症”就可以获得治疗。同年11月，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89—390号上，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就台湾话的改造、言文一致、统一读音、讲究语法、整理言语等方面的问题，继续说明了他的观点。
到了1932年1月1日，《南音》杂志创刊，郭秋生就开辟了“台湾白话文尝试栏”，除了发表整理后的民歌民谣、谜语、故事外，还发表若干台湾话文的散文随笔试作，希望能进一步实践。
黄石辉、郭秋生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台湾文坛诸多人士的思考。《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南瀛新报》、《昭和新报》等报刊上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论争。论争中，赞同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郑坤五、庄垂胜、黄纯青、李献璋、黄春成、擎云、赖和、叶荣钟等人，反对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赖明弘、林越峰等人。
1931年8月1日。廖毓文在《昭和新报》上发表《给黄石辉先生——乡土文学的吟味》一文。这是反驳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乡土文学”的含义上，廖毓文提出了质疑。他说，从文学史上考察，“乡土文学首倡于19世纪末叶的德国F·Lonhard”。“他们给它叫做heimathunst(乡土艺术)，最大的目标，是在描写乡土特殊的自然风俗和表现乡土的感情思想，事实就是今日的田园文学”。“因为它的内容，过于泛渺，没有时代性，又没有阶级性”，所以“到今日完全的声消迹绝了”。廖毓文的言外之意是说，黄石辉、郭秋生两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内涵模糊，有田园文学的倾向。由此，他质问黄石辉，“一地方要一地方的文学，台湾五州，中国十八省别，也要如数的乡土文学么?”可见，廖毓文是从文学的地方特色这一面，去理解黄石辉、郭秋生提倡的“乡土文学”的内涵的。基于这样的理解，廖毓文认为，今日提倡的“乡土文学”。就是“以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价值为目的的文学——即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普罗文学”。看起来，廖毓文是在反驳黄石辉，实际上，他是在进一步为黄石辉倡导的“乡土文学”给予更明确的诠释，指“乡土文学”的核心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林克夫发表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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