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苦大众服务的，这正是当时建设台湾新文学要解决的问题。要为劳苦大众服务，自然要深入劳苦大众的生活，作为台湾作家，自然要深入到台湾劳苦大众的社会生活，所以，文章又写道：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亦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
那么，写台湾劳苦大众的、为台湾劳苦大众服务的“乡土文学”，采用什么语言呢?文言文，他认为是代表旧贵族的，不能用；正在倡导的白话文，“完全以有学识的人们为对象”，与劳苦大众的口语也有相当大的距离，也不能用；于是，黄石辉就倡导：
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
这样的倡导，可以说，和当时大陆瞿秋白、鲁迅等人正在倡导的“大众语”不谋而合了。其结果，也就“使文学家趋向于写实的路上跑”了。
此外，用台湾话写成各种文艺，黄石辉认为，要排除用台湾话说不来的或台湾用不着的语言，要增加台湾的特有的土语，如国语的“我们”，在台湾有时用做“咱”，有时用做“阮”。他又主张，“无论什么字，有必要时便读土音”，也就是增加台湾读音。
黄石辉的这篇文章，限于《伍人报》极少的发行量，又因杂志不久被禁，没有刊完，影响有限。即使这样，“却亦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有许多有心人”写信给他“追问详细”，还有几个人找他当面讨论(见黄石辉：《再谈乡土文学》。)。
一年后，郭秋生站出来响应了。1931年7月7日起，郭秋生在《台湾新闻》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的长文，约27000多字，连载了33回。归纳起来，文章讲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要用“台湾话文”?
郭秋生从日据台湾后，日本人和台湾人所受教育的差别谈起。“台湾人要哪里去呢?出外留学没有能力，在地糊涂了六个年头，公学校没有路(录)用，结局台湾人不外是现代知识的绝缘者。不止!连保障自己最低生活的字墨算都配不得了。”于是，台湾患了“文盲症”。为医治这种“文盲症”，用日文吧，郭秋生坚决反对，为的是抵制同化；用汉语文言文呢，10年之前就反对了；用汉语的白话文也不行，仍然不能做到“言文一致”。郭秋生说，即使用双重工夫去学习汉语的话文，也不能解决台湾语(口语)与汉语白话文(书面语)的距离，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台湾的文盲症。因此，郭秋生主张“台湾话的文字化”。
2、什么叫“台湾话文”?
什么叫“台湾话文”?郭秋生明确地指出，就是“台湾话的文字化”。他认为，这“台湾话文”就是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它的优点是：比较容易学；可以随学随写；较容易发挥其独创性，读者较易了解。总之，每一时代都自有特色，如果没有直接记录该言语的文字，则不能充分的表示意思。
3、用哪一种文字记录台湾语?
当时，蔡培火等人正在提倡罗马字。早在1922年9月8日《台湾》3卷6号就发表了蔡培火用日文写的《新台湾的建设与罗马字》一文，提出了罗马字的应用问题。1927年1月2日，《台湾民报》又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我在文化运动所定的目标》，公开提倡罗马字式台湾白话字。在他看来，台湾话的“欠点”是，“台湾话不能用汉字记写得很多，所以台湾话是仅仅可以口述，而不可以书写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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