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显然，张我军的这番话是针对“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而说的，但反驳无力，其原因在于他说得不尽科学：(1)作为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能用另一种方言为标准去责难它这不合理那不合理，至于它被使用的区域小，或被使用的人口少，那是历史上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生活因素形成的，不是“合理”“不合理”的根据。(2)作为闽方言中的一支次方言的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和汉语其他方言，如粤语、吴语等一样，都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去粗存精，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语言，在台湾话还处于待提炼的状态的时候，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说它没有文学价值。(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统一了文字，各个方言区，包括使用闽南方言的台湾地区，都采用了统一的方块汉字。不能以此说，没有某方言的文字就是“下级话”。在方言与方言之间，绝没有上、下之别的，有的只是殖民统治者使用的语言歧视被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之别。而且，在这里用“下级话”，是不是也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我军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再说，张我军恰恰是以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为标准去审视台湾话的，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上述不尽科学的说法。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台湾回归祖国的必然前景，从民族文化的归属，从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发展的关系来考查，张我军的主张——“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是正确的。张我军也试图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论述，只是说得不全面、不透彻罢了。另外，从张我军的论述来看，他确实也感到，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话之间是有距离的，要“言文一致”，又如何办呢?为此，他又专门研究“中国国语文法”，探讨解决的办法。1926年在台南新报社出版的《中国国语文法》的《序言》里，他说：“用汉字写台湾土话的，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白话文’”。这表明，张我军也是在设想缩短这种距离的。
除了张我军在探索，赖和等其他台湾新文学先驱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1926年1月24日，赖和在《台湾民报》89号上发表的《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就是他思索后的认识。在他看来，“新文学运动”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稍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在台湾，中国的白话文，还是不能做到“舌头和笔尖的合一”，势必要从台湾话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使言文真正做到合一。又比如，1927年6月，郑坤五在《台湾艺苑》上尝试着用台湾话写作，以“台湾国风”为题，连载民歌，并且首先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
这一切都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走向深入，要尝试着解决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口语的矛盾，进一步真正做到“言文一致”了。从这一点看，这也就是“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发生的内因。
30年代的这场论争发端是黄石辉的文章。
1930年8月16日，《伍人报》第9号至第11号，连载了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出发，黄石辉写道：
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理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如果要的，那末，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应该起来建设乡土文学。
显然，在黄石辉看来，他提倡的“乡土文学”是以“劳苦群众为对象”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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