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假如我们同胞里面，要说这个中国的白话和我们的白话是不同的，可以将我们的白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岂不是比中国的白话文更好么?我就说也是好，总是我们用这个固有的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只有台湾和厦门、泉州、漳州附近的地方而已，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不久也要用他们自国的白话文，只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岛，怎样会独立这个文呢?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地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台湾，是用祖国通用的白话文，还是将台湾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人们是有不同的考虑的。经过比较，一是考虑使用区域小，使用人数少。二是考虑该“白话文”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以及今后的前途，黄呈聪最后还是确认“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普及祖国通用的白话文。
　　前已说明，1924年10月，连温卿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言语之社会的性质》和《将来之台语》两篇文章，从语言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过“台语”。他说，言语和民族的敌忾心是一样的，言语的社会性质是：一方面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语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则保护民族的独立精神，极力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又说，近代的政治思想，是把国家的理念和民族的理念视为同一的，同一民族必须服从同一政治权力之理想，同一民族必须使用同一的言语。因此在德国便有一种说法：德国在那里，那里就可以听到德国语。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若有民族问题，必有言语问题。连温卿讲了一个实例：荷兰用国民血汗换来的税金，聘请德国人在荷兰大学用德语讲课。由此一个荷兰博士生警告说，消灭荷兰的不是剑，不是铳炮，而是德语。所以，连温卿认为，以统治者的国语同化被统治者的语言，是殖民地当局的语文政策。联系台湾的实际，反抗统治，抵制同化，就要保存台湾语，进行整理，加以改造。至于如何保存，如何整理与改造，遗憾的是，他的《将来之台语》一文只发表了一半就停笔了。我们没能读到他的意见。
　　1925年8月5日，陈福全还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在《台南新报》上发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里就说，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果台湾之为白话者”，“观众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统一言语未由也”。
　　张我军对此也有意见发表。在1925年8月26日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的下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彻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这不过我们有种种不得已的事情，说话时不得不使用台湾之所谓“孔子白”罢了。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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