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据统计，垃圾经过焚烧之后体积是原来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来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达到垃圾减容的目的。
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宣告北京垃圾“焚烧发电时代”的来临。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我绝不是主烧派。”王久良一直担心自己的照片会被主烧派当作“焚烧有理”的论据。事实上，关于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的争议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休止过。
在北京，近一年来，不论在海淀的六里屯，还是在昌平的阿苏卫，凡准备修建垃圾焚烧厂的规划一旦出台，都引来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弹。在居民眼里，即便有关专家一再论证焚烧技术的安全性，但他们也不能回避中国的垃圾焚烧在垃圾分类等前处理阶段远不如发达国家的事实，“国外一个炉子一天烧几十吨，我们一天成百上千吨，污染能一样吗？而且，大多数时候是拉来就烧”，家住阿苏卫附近的扶佰勤说。
“为什么垃圾焚烧厂试运营就进入与人类比较紧密的地方？试什么？试发电？还是试对周边有没有影响？有影响怎么办？几乎是个不可逆的事情。”王久良查过资料，焚烧垃圾会产生近30倍体量的气体进入大气，“完全是得不偿失”。
但王久良也不承认自己是反烧派。因为他清楚“北京实在没有这么多地能够用来掩埋垃圾”，而整个环卫部门已经超负荷运转，“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据统计，北京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设计总处理能力每天1.03万吨，缺口约达每天8000余吨。
“这东西，掩埋有掩埋的不是，焚烧有焚烧的不是。”王久良苦笑道。
或许方向是错的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曾论证焚烧势在必行。
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了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他原本是想拍一组消费主义题材的作品，通过作品使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拍摄垃圾只是为那组作品做背景交代，没想到拍着拍着发现把“背景”拍成了主题。但他仍然认为，消费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才是当今社会“垃圾围城”的根本原因。
一次拍摄中，王久良在一个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达100吨的肯德基垃圾。这堆小山似的满印着肯德基爷爷头像的垃圾被砌成一个规则的长方体，长10米，宽5米，高4米。回收站主人告诉他，他正等着别人来买。几天后王久良再去那个回收站时，已空空如也。但主人不告诉他垃圾的去向。如今王久良拒绝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哪怕一个汉堡、一根鸡翅。因为他不仅担心那座小山的去向，还不明白生产那100吨垃圾的水和木材是从哪儿运来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想想他就觉得可怕。
现在住宾馆，他再不使用宾馆一次性的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宾馆的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死不了。”王久良说。
但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王久良这朴素的愿望要实现是何其不易。这个山东汉子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么？”他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