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病根，往往忽视、甚至掩盖内部的病根，对此讳莫如深，欲说还休。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存在的最大病根是湖南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才是症结所在。
首先是湖南文学主管部门职能的淡化和无所作为。回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湖南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作家之间、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编辑和作家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彼此切磋文学创作问题，交流创作经验、编辑和作家约稿、编辑和作家研讨论稿蔚然成风，形成相对和谐团结的文学氛围和正常的文学关系，这都是极大的推动了创作的发展和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学湘军佳作迭出和寻根文学的诞生就是在这样优良的文学环境中出现的。寻根文学的讨论成为了当时全国文坛的文学焦点，至今仍然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湖南文学主管部门和文学界逐渐降低了对文学的事业强烈责任感和锐意进取的敬业精神，文学探讨和文艺争鸣的空气十分淡薄，更谈不上什么励精图治开创新的局面。
这些年来，湖南文学界并没有策划组织专业性很强的创作研讨活动和作品研讨活动，除了九十年代中期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长篇小说研讨会产生过一定影响外，其他时断时续间常举行的某些作品研讨会，只不过是带着商业炒作性质或个人宣传目的的过场游戏而已，并无文学实质性的意义。这些被宣传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并无什么影响，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像唐浩明、残雪、王跃文、王开林、阎真、李元洛、刘云峰这些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别有建树的重要作家，以及像佘致迪、于沙、冰洁、金沙、石煌远这些在中国诗坛和词坛上影响很大的重量级词作家，湖南文学界都缺乏足够的热情，从未组织过对这些重要作家具有浓度学术意义的专题研讨活动。即令像何立伟、何顿这样描写世俗生活颇有实绩的作家，湖南文学界也没有投注足够的关注。对老一辈卓有建树影响广泛至今创作仍然活跃的作家如彭燕郊、朱正、朱健等更是无人问津，表现出惊人的淡漠。湖南文学界和报刊传媒热衷于文学界的花边新闻，或偶尔发点应景的文艺评论外，这些年来几乎没有组织过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的文艺问题的讨论，更没有展开过百家争鸣的评论。
湖南的文艺评论几乎是一片沉寂，鸦雀无声，很难看到或听到振聋发聩的独特声音，这种现状是很不正常的。湖南文学界对圈内和圈外作家持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形或无形的流露出一些宗派主义倾向。这很令人失望。例如对作协机关长袖善舞的女作家一部极其低俗的作品，好几位作协专业作家争取撰文吹捧；而对岳阳一位具有创作潜力的青年女作家李丹入选北京《世纪文学新星丛书》的优秀散文集《天堂鸟》虽然受到著名评论家雷达等撰文高度评价，但湖南作协却不屑一顾，极为冷漠，两相对比，令人齿呤！
湖南文学主管部门已逐渐削弱了团结，组织，培养，扶持全省作家进行创作突破的纽带作用，它已逐渐失去了号召力和凝聚力。大多数具有实力和影响的作家对作协已毫无兴趣，敬而远之。作协变成了少数圈内作家的专用领地，只有一些天真烂漫的业余青年文学作者对他抱有幻想。事实上作协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流弊严重，他已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和往日声誉，已濒临危机边缘，这大概已是不争的事实，掩盖，否认或迥避都是徒劳的，更重要的是正视、改进和机制创新。
我认为，如果作协的体制和性能不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更新，如果湖南作家不重视提高本身的思想素质和文学素质，如果湖南文学界不时刻警惕狭隘的功利主义侵蚀和宗派主义影响，如果湖南文学队伍不能以更宽容、更开放、更广阔的胸襟求同存异、互相体谅、互敬互爱、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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