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易于活用。”所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不是“画蛇添足”，更不是在走羊肠小道，而是正在“通衢大道”上前行。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方面，郑军我、蕉麓、赤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谩骂和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更是积极应战，予以反击。他们以《台湾民报》为阵地，连续著文，批驳了旧文学的谬论。后来，随着论战的持续进行，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的杂志《人人》和张绍贤创办的杂志《七音联弹》，也分别在1925年3月或10月问世。论争中有影响的文章，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有：3卷4号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之商榷》，3卷5.6.7号的张我军的《随感录》，3卷5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3卷17—23号的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运动》以及赖和的《答复〈台湾民报〉》等。此外，《七音联弹》创刊号上有张绍贤批评连雅堂的文章，《人人》2期上有杨云萍批评旧文学写作态度的文章。
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7号上，声明不再理会旧文学一方的无理谩骂，但双方的论战并未因此而结束。就在论战的高潮将要过去的时候，台湾新文学却要在“立中破”了。于是，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到“建设”的新阶段。
第五、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里说过，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要知道，只能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旧文学的时候，旧文学才会自然消灭。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的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被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
当时，在台湾倡导文学革命的先驱，接受了胡适这个理念，按照文学革命的一般进程，在大破旧文学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开始了“从建设一方面用力。”1925年3月1日，在《台湾民报》3卷1号上发表的《随感录·无名小卒》一文，张我军已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他说：“在一个月之间，差不多有十来起骂我的文字，也有捏作三句半诗的，也有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的，也有捏造事实的，也有攻击人身的，但却没有一个敢报出名的。我实在觉得也好笑也可怜。”“但总之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此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这时的他们，一面仍然以理论为引导，为新文学开花结果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去作文学实践，去创作各种体裁的新文学作品，从而探索出一条台湾新文学成长、发展的新路。这，就是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先看以创作理论为引导。
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上发表了张我军的另一篇具有特别意义的文章《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二个要点：
1、白话文学的建设
2、台湾语言的改造
这正是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张我军说，他这两条是从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张我军引用了胡适自称是该文“大旨”的一段名言，即：“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接下来，联系台湾文学的实际，张我军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关于“白话文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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