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经验，提出了问题。比如，陈端明说：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学，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
但因文章本身仍然用文言文写成，而且刊物在东京出版，影响还是有限。
1922年4月1日，为从青年扩大宣传到一般社会大众，《台湾青年》改名《台湾》，由林呈禄任“主干”，即总编辑。第二年的1月号上，黄呈聪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黄朝琴发表了《汉文字改革论》，这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1922年6月，他们返回祖国大陆作了一次文化、文学之旅。祖国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字改革》就是他们把自己在祖国大陆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字。他们不仅论述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重大意义，而且阐明了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黄呈聪就说：“这是很容易做的，因为台湾的同胞学过汉文的人很多，并且喜爱看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要把这种精神引导去阅读中国新出版的各种科学及思想的书籍，便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了。”
第三、台湾文学革命进入到发难阶段，先驱者们开始倡导新文学了。
《台湾》杂志适应潮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并全部采用了白话文。自此，《台湾民报》为台湾岛上的新文学革命作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一是为了台湾文学革命提供新的语文、文体形式，二是为台湾文学革命引进祖国大陆文学革命成功的经验，如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苏维霖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等文即是。另外就是作品介绍，如中国第一部白话剧本、胡适的《终身大事》，以及《李超传》等。三是，开辟了《文艺专栏》，为台湾文学革命、台湾白话文学开辟了园地。事实上，《台湾民报》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摇篮。
1924年，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的现状必须改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文学的大幕。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2卷7号。这是一篇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的战斗檄言。《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924年11月27日的《台湾民报》2卷27号。这时，张我军已由北京归来，任《台湾民报》编辑。在这篇文章里，他猛烈地批判和讨伐了台湾的旧文学。
张我军的讨伐震撼了台湾的旧文学旧文坛，击中了“击钵吟”的要害。于是，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势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猖狂地进行了反扑。于是，新旧文学家就在激烈的论争中，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
第四、和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相似，台湾新文学发难之后，也激起旧文学的反扑，激烈的较量不可避免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开始。
1924年冬，台湾旧诗领头人连雅堂主编的《台湾诗荃》发表了他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有一段酷似林琴南攻击新文学口吻的文字：“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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