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在他交由《文学台湾》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的《序》里表白说，那本《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他顾虑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言不由衷，无法把他认定的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阐释清楚。现在，随着“政治压力减轻”，他要“较轻松地表达”自己的台湾文学的“新观念”了。于是，在《入门》一书的正文里，叶石涛对他的“新观念”公然作了如下的表达——就“新文学而言，从192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文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
叶石涛对台湾新文学起步阶段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历史结论的篡改和颠覆，受到了他的文坛“台独”同伙的夸奖。1999年，在“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芳明就提交了题为《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观之建构》的文章，吹捧叶石涛的这一文学史观“正日益显露他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随后，集结讨论会的论文集《点亮台湾文学的火炬》时，《文学台湾》主编彭瑞金，则在文集的《代序》里吹捧叶石涛的文学史观“已然是台湾文学建构的一块不能或缺的础石。”
而陈芳明和彭瑞金，早在1987年7月28日，就对谈过文学史的撰写问题。陈芳明就说：“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主张。彭瑞金则公然认定，这种主张是“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的一种“自我扭曲丑态”。到了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就抛出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篡改内容了。陈芳明的谎言是，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的断裂”，“台湾社会的传统汉文思考……逐渐式微，而终至没落”；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新文学才开始孕育酿造”。他所强调的，仍然是“接受日本殖民者”的影响。
现在，在台湾新文学发端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拆穿叶石涛、陈芳明、彭瑞金的谎言了。
台湾新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这是谁也篡改不了的历史。这篡改不了的历史事实是：
第一、1915年开始的大陆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个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继续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划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最终致使中国代表团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于是，风云际会，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那一代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下，深受“科学”、“民主”两大口号的启示，也深受“文学革命”的激励，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掀开了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新的一页。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9年秋，在东京的一群中国青年，台湾方面的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联络内地方面的中华青年会的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的意义，在东京成立了“声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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