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此后很多的文艺刊物就前仆后继的出现了。《人人》、《南音》、《晓钟》、《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可以说是第一期，就是七七以前刊出的，这时期的特征是以中文、或是中日文合编的。但自《台湾新文学》1936年12月中文小说特辑号被查禁而停刊以后，中文在台湾文艺界就不再容许存在了。
第二个时期是在抗战中以《台湾艺术》、《台湾文艺》等极力拉拢台湾作家，也经常发现台湾作家的作品，当然中文作品是完完全全的被排除了。所以这时期的特征可说是完全的日文，但在思想上，台湾作家却未曾完全忘却了“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大主题。虽有些例外，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却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
文学在台湾曾有相当成就与遗产，虽在日本的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回顾、评价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时候，杨逵“留恋”的，看重的传统自两点：
一是，“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精神，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即使在台湾全面禁止使用中文的特殊时期，台湾作家不得不用日文创作的时候，也未曾忘却这个“大主题”。杨逵说“虽有些例外”，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二是，中华民族意识。杨逵反复强调台湾新文学“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显然，这民族，正是杨逵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可见，游胜冠口口声声说的“本土”、“自主”等等，均与杨逵无关。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属性。
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属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由此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里，杨逵深入地谈了两个问题。
(1)“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称谓的理由。
1948年6月14日，台湾各报都刊载了中央社的报道，表达了钱歌川的一种看法。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的称谓“略有语病”。“文学之以地域分如南欧文学北欧文学”的原因，都是“以民族气质相异，语言及生活观念又相同，而影响其作风”。既然同属中国文学，“语言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无必要。对这个意见，多数人都不同意。那么，“台湾文学”这个名字是不是说得通?杨逵的回答是肯定的：“是通而且需要。”“台湾文学”是不是有语病?回答也很干脆：“没有什么语病。”既然，“语文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之国内，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难树立其目标”，为什么还要有“台湾文学”的称谓呢?杨逵说：
而独在台湾却有需要，是因为台湾有其特殊性的缘故。
这“特殊性”，在杨逵看来，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即如钱歌川所说：‘日本控制台湾半世纪来，文学运动早经停摆，吾人同宜戳力耕耘此一荒芜地带，以图重新积极而广泛展开是项运动，又于推行是项运动时，鼓励于创作中刻划地方色彩及运动适当方言自无不可’”。
其二、有“条隔阂的沟”。“其实在台湾其特殊性岂只有此呢?自郑成功据台湾及满清以来，台湾与国内的分离是多么久，在日本控制下，台湾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环境改变了多少?这些生活环境使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仅只以书本上的铅字或官样文章做依据，而要切切实实到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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