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任务”。所以，他说：“我们不可否认的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在遇到困难时只看到客观的条件，很少过虑到主观的条件，这一点，今天我们要反省了。我们不要逃避责任，坦白说眼前主观的弱点，是不是我们太消极了?是不是我们太缺乏信心?本来，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开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当然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只要大家把握信心开步走，在共策共勉之下，路还是走得通的。”这是其二。其三、“很多的外省作者在台湾的生活还没有生根，台湾的作者又消沉可怜。以致坐在书房里榨脑汁的文章占大部分。为打开这僵局，我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本省作者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其四、是在语言上。“十多年来不允使用被禁绝的中文，今日与我们生疏起来了，以中文就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意思了”。杨逵又欣喜地说：“这回《桥》主编歌雷先生给我们聚聚谈谈的机会，造成文艺工作者合作的机会，再而为本省作家设法翻译与删改的便宜，这些办法都很可能扫除台湾文艺界消沉之风，希望全省振奋合作，痛痛快快写出我们的心思与人民的苦闷。”于是，杨逵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中，反复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可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1946年元月号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由此看来，杨逵是用中国视野去观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杨逵认同的台湾意识与认同中国意识，是互相重叠的，融为一体的。在杨逵这里，分不清哪些是认同台湾的意识，哪些是认同中国的意识，作为中国台湾省人，两者融为一体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游胜冠一开头，就用“台独”的主观理念，把参加这场论争的人，硬分为“中国意识由中国政权与大陆人士直接带入与支持”的和“怀抱本土意识的台湾文学工作者”，而且说“因认同意识不同”，发生了“论辩”。可见游胜冠歪曲杨逵原意，是人为地在台湾新文学历史上制造分裂。
第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杨逵的看法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却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实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减的业绩。那些团体、那些刊物，那些担当这重任的角色，真够我们留恋，……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文学的发端约在二十多年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民族自决的风潮遍满世界的时候，台湾新文学运动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与激动当然是很大的，而五四运动的影响也不算小。因此在其表现上所追求的是浅白的大众的形式，而在思想上所标榜的即是“反帝与反封建”“民主与科学”。当时为这运动发出先声的是东京留学生组织的《台湾青年》。这《台湾青年》发展到《台湾民报》再发展到《台湾新民报》日刊是台湾人经营的惟一日刊纸。两个台湾新文学开拓者林幼春先生是《台湾民报》第一代社长，赖和先生当选《台湾民报》副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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