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必须做到：(1)如同萧狄《了解、生根、合作》一文所说，少数内地来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排除”“特殊优越感”，否则“将是一个很大的阻力”。(2)如同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一文所说，促进团结的有效方法是“切实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彼此“都能够推诚相见”、“推诚相爱”，只有在这样的合作基础上，才能通力合作填平“澎湖沟”。
如今，距离那场争论，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看那场争论，对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论争中获得的那些共识，实在是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和策略，在文学创作方法上、文学语言上，也从台湾文学实际出发，提出了可供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直到今天，这些共识仍然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游胜冠写了一本《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书，其中，第三章第三部分《建设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台湾文学论战》竟然对这场论争下了这样的结论：“濑南人与杨逵的论点将台湾文学的本质与未来发展作了清晰的描述，是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从这场台湾文学论战，所看到的其实是二二八事件后，乃至战后迄今，台湾人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进程”。“战后，台湾人接纳祖国，甚至将祖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事实上日据时代台湾立场仍被保留下来，所以台湾作家一面强调台湾对祖国的属性，一面其实也对自己不同于中国的自我特性有高度的自觉。在两岸文学的统合过程中，台湾作家或基于民族感情，或慑于压迫性政权的到来，先是将中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环，立论台湾文学的去路。然而，也因为台湾作家对台湾文学的自我特性保持着高度自觉与自尊，与大陆作家对台湾文学的历史持着无知的蔑视，以政治关系独断地指挥台湾文学的未来走向，台湾作家的台湾文学视野便和大陆作家带来的中国文学视野起了冲突，台湾作家遂调整中国文学本来被安置在台湾文学上的地位，突出一直保留着、自我压抑的台湾文学视野，将台湾文学放在与中国文学对等的地位”。
这是在歪曲历史。显然，游胜冠是以歪曲杨逵、濑南人意见的办法，来达到他“诠释“文学台独”理念的目的的。
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看到杨逵先后在《桥》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1948年3月29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6月25日的《“台湾文学”问答》，又在《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上发表了一篇《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还有两次发言记录稿《作者应到人民中间去观察 本省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过去台湾文学运动的回顾——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学未曾脱离我们民族的观点，在思想上是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与科学民主”为其主流》。濑南人的文章是1948年6月23日《桥》副刊上的《评钱歌川，陈大禹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意见》。
杨逵、濑南人就四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第一、“重整旗鼓”，建设台湾的新文学。
杨逵首先指出当时台湾文学界的现状：“我们目前濒于饥饿，特别是精神上的饥饿，这就因为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于死样的静寂，如果这样的状态再继续下去，我们除掉死灭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形成台湾文艺界这种“不哭不叫”的“静寂”的原因，他以为是：其一、“政治条件与政治的变动，致使作者感着不安威胁与恐惧。写作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回顾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许多先辈为走向地狱与监狱大声呐喊，也有许多先辈因此而真的下狱”，即使是这样，台湾文学也“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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