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3)实在无法，就按照创立汉字的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创造新字。其结果，内地人，台湾人逐渐地都能看懂，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步，即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应该看到，黄石辉、郭秋生两人坚持用汉字的方案，就预示了“台湾话文”的走向。这也说明，他们追求的是台湾语与台湾话文——最终汇入到鲁迅所说的中国的新的书面语言中去。
另一种方案，即前述林克夫等人的意见，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
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殊途同归的。
第四，评说这次论争，要尊重史实，尊重由史实体现出的思想与主张，切勿以今人的某些主观理念去诠释它，甚至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去歪曲它。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石辉、郭秋生强调的文艺大众化，看重的是联系台湾的实际，突出的是写实主义，正如内地吴语地区要联系吴方言的实际、粤语地区要联系粤方言的实际一样，并没有显示出台湾的“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其文化归属还是明确的。
(四)关于1947—1949年发生在《桥》副刊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并将副刊改名为《桥》，自己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坛上。
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歌雷主持下，《新生报》副刊《桥》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热烈论争，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发表。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场争论，涉及了哪些问题?
论争的开篇之作是欧阳明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他提出了五方面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第一，台湾新文学的源流归属。欧阳明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分支，过去五十年事实来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以任何藉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欧阳明认为，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要，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所以，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绝不是所谓日据时期在台的日本作家的殖民统治者文学。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欧阳明认定，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所以，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就是“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创造出“人民所需要的‘战斗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欧阳明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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