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年8月15日《台湾新民报》377号上的《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一文，则从台湾血缘、文化的归属出发，认为：
台湾何必这样的苦心，来造出一种专使台湾人懂得的文学呢?若是能普遍的来学中国白话文，而用中国白话文也得使中国人会懂，岂不是较好的么?因为台湾和中国直接间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个个学中国文，更去学中国话，而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
林克林还说：
若能够把中国的白话文来普及于台湾社会，使大众也懂得中国话，中国人也能理解台湾文学，岂不是两全其美。
朱点人在1931年8月29日发表在《昭和新报》上的《检一检“乡土文学”》一文，也呼应了林克夫，提出了和黄石辉、郭秋生针锋相对的观点，论辩了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是非。
归纳起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人加以反对，共同的认识是在于：台湾话粗糙，不足为文学的利器；台湾话分歧不一(闽粤相殊，各地有别)，无所适从；台湾话文大陆人看不懂。究其深层的文化意识，则不难理解，反对者都是站在台湾与中国一体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他们认为，以台湾话创作乡土文学缺乏普遍性，片面地强调语言形式与题材内涵的本土化，势必会防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交流。他们显然是延续了张我军的观点， 认为， 无论是从民族、 从文化还是从语言、 从文学来看， 台湾都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场论争往后发展，主张台湾话文的一派里，内部也有了论争，其焦点，则是台湾话有音无字的现象所衍生的新字问题。
在论争中，叶荣钟提出了“第三文学”论。叶荣钟当时就这一话题在《南音》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字有四篇，即1932年1月17日1卷2号“卷头语”《“大众文艺”待望》，2月1日1卷3号“卷头语”《前辈的使命》，5月25日1卷8号“卷头语”《“第三文学”提倡》，7月25日1卷9、10合并号上的《再论第三文学》。叶荣钟主张“把民族的契机从‘中国’之大，反过来抓‘台湾’之大”，待望以“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台湾自身的大众文艺”的产生。他所谓的“第三文学”，是立足于台湾“全集团的特性”，在贵族文学与普罗文学之外，描写“现在的台湾人全体共同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台湾文学，即“超越在阶级意识之上”的台湾“共通的生活状态的生活意识”的文学，偏重在中国文学中台湾地域文化特色的追求。
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论争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甚至于，达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回顾这场论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这次论争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继续，是新文学运动中语文改革的继续。
大家知道，五四文学革命，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首先就是突破旧的语言形式文言文的束缚，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当白话文取得胜利，通行于文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就是通行的白话文还是由少数知识层运用、通晓的一种书面语言，与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所运用的口语，以及其中包含的方言、土语，有相当大的距离。既然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要向前发展，要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于是，30年代，以上海文坛为中心，展开了“大众文、大众语”的讨论。同样，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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