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并要求回归祖国才是斗争的目的。
又比如，“新民会”成立后，他们先后派遣了蔡惠如、林呈禄等返回祖国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及时吸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革社会的经验。在“新民会”的影响下，返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日益增多，而且直接受到大陆学生运动的启迪。在祖国各地读书的台湾青年相继组织社团，以求联络同志，积蓄力量，待机返回台湾，和祖国同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北平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会、台湾同志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中国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都是这样的团体。
这里要提到一本日本殖民当局出版的《台湾警察沿革志》。它是1932年日本警察当局对日据台湾以来，一切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分析、研究与总结的书。，由台湾总督府警察局编定这本《沿革志》写道：
关于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个方面仍沿袭旧貌，由此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汉民族意识。且其故乡福建、广东二省又和本岛只有一衣带水之隔，双方交通频繁，且本岛人又视之为父祖茔坟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依此检讨，则除归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识外，别无原因。但这亦显示在本岛社会运动的考察上，民族意识问题格外重要。
可见，连日本殖民最高警察当局也承认，台湾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乃是台湾民众“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这样的“不争之事实”，到了今日，竟然被“文学台独”势力颠倒黑白，恶意扭曲，以至于完全抹杀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最终指向是回归祖国的目标，是绝对不容许的。
在这部《台湾警察沿革志》的序文中，日本殖民当局还特别提到邱琮指导下的“台湾光复运动”以及“意图以武力革命使台湾复归支那”的民众党事件，还有和大陆国民党人取得联络，在岛内进行武装起事的“众友会”案，等等。这些连日本警察当局也不敢否认的事实，今日的陈芳明们却矢口否认，这就不是什么文学观念的问题了。
陈芳明们不会不知道1936年轰动台湾的“祖国事件”。那年3月，林献堂随台湾《新民报》赴内地考察，他在上海的欢迎会上的致辞中有“林某归还祖国”的话。5月，《台湾日日新报》“揭发”了这件事，对林献堂大张挞伐。日本驻台湾军部荻州立兵参谋长嗾使日本流氓卖间，于6月17日在台中公园一个集会上殴打了林献堂，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公愤。今天，我们以“祖国事件”为镜子，比照一下陈芳明们，这些中华民族历史的不肖子孙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才是。比起林献堂这样的前辈先贤的祖国观念来，陈芳明们真该看到，当年日军参谋长不能如愿的企图——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的血脉，竟然今日能在陈芳明们的身上得逞，这是何等的悲哀。
(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头
1984年到1987年，叶石涛在《文学界》上分期刊发和结集出版他的《台湾文学史纲》时还承认：“在台湾新文学起步的这个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台湾的白话文运动便是在大陆五四运动的刺激下开展的。”他还承认，当时，“拼命地介绍大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理论”的张我军，“把台湾新文学视作整个大陆文学的一环”，“由长远的历史来看”，“有它的道理”。然而，要不了几年，叶石涛要篡改历史了。1996年，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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