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克服这个“欠点”，“台湾的文化运动，就可以一泻千里”。那么，“有什么可以解救台湾话这个欠点”呢?他说：“那单单二十四个的罗马字，就可以充分代咱做成这个大工作。唉哟!这小小二十四个的罗马字，在我台湾现在的文化运动上，老实是胜过二十四万的天兵呵”。实际上，蔡培火的主张只在一部分台湾基督教徒中流行，并未成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从事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均怀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对于非我族类的文字心生排斥。
同样，郭秋生也坚决反对蔡培火的意见。他说：
台湾语尽可有直接记号的文字。而且这记号的文字，又纯然不出汉字一步，虽然超出文言文体系的方言的地位，又超出白话文(中华国语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但却不失为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
他还说，“台湾既然有固有的汉字”，“任是怎样没有气息，也依旧是汉民族言语的记号”，“台湾人不得放弃固有文字的汉字”。这就是说，要以现行的汉字为工具来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而这“台湾话文”正是汉字体系中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字。
郭秋生的这个主张，有着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如果采用汉字，台湾话文最终将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融为一体。这一点，负人(庄垂胜)在1932年2月1日《南音》1卷3号发表的《台湾话文杂驳三》一文，讲得再清楚也不过了。他说：
如果台湾话有一半是中国话，台湾话文又不能离开中国话文，那么台湾话文当然给中国人看得懂，中国话文给台湾大众岂不是也是懂得看了吗?如果台湾话是中国的方言，台湾话文又当真能够发达下去的话，还能够有一些文学的台湾话，可以拿去贡献于中国国语文的大成，略尽其“方言的使命”。如果中国话文给台湾大众也看得懂，幼稚的台湾话便不能不尽量吸收中国话以充实其内容，而承其“历史的任务”。这样一来，台湾话文和中国话文岂不是要渐渐融化起来。
在创造“台湾话文”的方法上，郭秋生以为，一方面考据语源，找出适用的文字；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来创造新字。具体的原则，郭秋生提出了五点：(1)首先考据该言语有无完全一致的汉字；(2)如义同音稍异，应屈语言而就正于字音；(3)如义同音大异，除既有的成语(如风雨)“呼”字音外，其他应“呼”语言(如落雨)；(4)如字音和语音相同，字义和语义不同，或字义和语义亦同，但惯行上易招误解者，均不适用；(5)要补救这些缺憾，应创造新字以就话。
同年7月24日，黄石辉在《台湾新闻》上发表《再谈乡土文学》一文，呼应了郭秋生的主张。文章的要点是：(1)进一步指明“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关系，“乡土文学是代表说话的，而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话，所以要乡土文学”。“因为我们所写的是要给我们最亲近的人看的，不是要特别给远方的人看的，所以要用我们最亲近的语言事物，就是要台湾话描写台湾的事物。”(2)为了不使台湾和祖国的交流断绝，不要用表音文字而用汉字。用汉字也尽量采用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有共同性的，台湾独特的用法要压到最低限度。这样，会看台湾话文的人能通晓祖国的白话文，大陆的人也能读懂台湾的话文。他说：“台湾话虽然只通行台湾，其实和中国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我们以口说的话，他省人固然不懂，但写成文字，他省人是不会不懂的。”(3)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讨论怎样表记台湾语的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文字问题，无字可用的，尽量“采用代字”，然后再考虑“另做新字”。又如，主张删除无字可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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