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表现在，它一起步，就十分重视作品的文学性。
杨云萍的《光临》证明了这一点。《光临》全文一千多字，只择取“保正”准备宴客的五个生活片断——他非常兴奋地拿着买到的鱼肉回家；吩咐家人和家工“料理”鱼肉，打扫环境，购买烟酒；点灯出门恭侯客人；接不着客人而疑虑；因客人到别家吃喜酒而懊丧，借酒消愁。杨云萍的笔墨真是十分简洁了，但那“保正”林通灵的奴颜卑膝的种种丑态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还有，《光临》不仅择取了生活的“横截面”(②③ 胡适：《论短篇小说》。)而且用了“最经济的文学手段”②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③比如第一节，从“形”入手，进而深入到“神”的深处，作品就刻划了一个可耻的汉奸的丑恶形象了。
林通灵巴结、讨好“警部大人”以及受庞若惊，洋洋自得，梦想着往上爬的心愿，都描写得十分逼真。质朴的写实中蕴含着的，正是作者的满腔忿恨。
由上可以看出，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已开通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后来者就在这条大道上奋然前行了。
这，就是历史。
这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下发生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祖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的。
就新文学而言，无论是发动革命的思潮，还是排除阻力引导新文学诞生之路的理论，还是为新文学诞生而在组织上、思想上、作家队伍和作品阵地的准备，还是一批证实文学革命成功的新文学作品，都已经表明，台湾岛上，这新文学的脐带和血脉，都是连接着大陆新文学的。说什么“影响微不足道”，说什么“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日本殖民者”来的，等等，那都是“台独”派在痴人说梦，或者，它所显示的正是历史的不肖子孙对历史的公然篡改。
(三)关于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
1930—1931年发生的“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是一场新文学如何进一步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双方最后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共同主张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确实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学台独”论者说什么“台湾话文的提出”，“有标明台湾主体性的意义”(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版。)，论争显示了“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1月版。)还说什么“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实地描述和阐释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还要从20年代初期新旧文学论争说起。当时，愈演愈烈的论争，其实已经开始涉及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这个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问题。只是，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要“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紧迫的历史任务，“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问题，还没有提到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
早在1923年，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见李南衡主编《时居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明漂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里，就涉及到“台湾话文”了。他说：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