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了几块钱去卖菜，不料，又祸从天降，巡警寻衅找上了他。他不懂市上的“规矩”，觉得穷人的东西就不该白送给巡警，觉得做官的不可以任意凌辱人民，不仅敢和“买”他生菜的巡警论斤两，而且敢于顶撞巡警，敢于顶撞那和巡警狼狈为奸的法官。结果，他宁愿坐监三天，而不愿交出三块钱的罚款。妻子闻讯，拿着卖取金花的三块钱到监狱里赎回了丈夫。秦得参感到十分痛苦，觉得“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活”。元旦，他杀死一个夜巡的警吏后，便自杀了。
赖和是怀着深沉的悲愤写完《一杆称仔》的。赖和通过秦得参的口，对“强权行使”的殖民当局发出了抗议。当秦得参“觉悟”到不能再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的时候，他杀死了警吏。这是自发的个人反抗，却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精神。
赖和在这里表现的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个特殊主题。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时，警察是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人们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台湾人民深受其害。赖和在《一杆称仔》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走狗，而且写出了秦得参这样的人民对这些走狗的痛恨和反抗。作者说它是个悲剧，但这悲剧里有着壮烈的美。
这个特殊的文学主题，经赖和表现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家所表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光复，作家们还一再重复写这样的题材，表现这样的主题。助纣为虐的殖民走狗，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
《斗闹热》是描写台湾的旧风俗习惯的。当时，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作家们，作为抗日的爱国者，同时又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在反对日本殖民者及其爪牙和走狗的斗争中，他们也反对形形色色的亡国奴思想。在台湾现实社会中，眼前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成了台湾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又鞭挞民族败类、汉奸的丑恶思想，同时也表现了台湾人民的穷困生活以及被封建礼教、旧习俗和迷信思想愚弄的痛苦。《斗闹热》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当时，参与奠基的，还有杨云萍。
1920年，杨云萍考取台北中学，读书期间又热切地学习祖国的文化遗产。从好友江梦笔那里读到《小说月服》、《诗》、《东方杂志》等期刊，又使杨云萍如饥如渴地见识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1925年3月杨云萍和江梦笔合作创办白话文学的《人人》杂志。前面已介绍过，在这个阵地上，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1926年新年号的《台湾民报》上，杨云萍的小说《光临》和赖和的《斗闹热》同时发表。
杨云萍的《光临》写保正林通灵请客的故事。林通灵以为，伊田警部大人能光临他家，是他的无尚光荣，仿佛这K庄的人民再也没有比他更有信用，更有势力的了!不料，他费了三块多钱，鱼肉酒菜一大堆，全家不亦乐乎一阵忙碌，全部落空，伊田大人没有赏脸，而是跑到一个叫做陈开三的那里喝喜酒去了。林通灵扫兴极了，懊丧极了。杨云萍以不长的篇幅写他的举止，刻划他丑恶的心灵，活脱脱地描绘了他的一幅汉奸嘴脸，有力地批判了民族的败类。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向着汉奸的奴才性开火，向着落后的封建思想开火，这正是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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