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张我军的陈说也旗帜鲜明。
本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发表之前，连温卿已经在1924年10月的《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文与其使用民族的处境的关系，认为保护民族独立，自然要保护民族语言。接着，连温卿又写了《将来之台语》一文，发表在同年的《台湾民报》20、21号上。文中，连温卿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就是以统治国的语言同化殖民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为了反殖民地统治者的同化，必须保存、整理以至改造台湾语言。至于如何保存、整理和改造，连温卿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张我军在连温卿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改造台湾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张我军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所以，“国语”是其惟一的标准和依据。再说，台湾话是汉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分支，或者是客家话方言，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主要的差别只在于语音，所以，以国语改造台湾话是完全可能的。
2、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张我军说，这“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3、具体做法，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在这之前，他专门写了《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这篇文章特别推荐了祖国大陆的白话文学佳作。新诗集有《女神》、《星空》、《尝试集》、《草儿》、《冬夜》、《西还》、《蕙的风》、《雪潮》、《繁星》、《将来之花园》和《旧梦》；短篇小说集有：《呐喊》、《沉沦》、《玄武湖之秋》、《蔓萝集》、《超人》、《小说汇刊》、《火灾》、《隔膜》等等。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了新文学期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和《小说月报》。
与此同时，张我军还写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的3卷6—10号上，转引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节的全文，目的是“欲使台湾人用最简捷的方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而张我军的《诗体的解放》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至5月3日3卷7、8、9号《台湾民报》，也在催促台湾新诗坛“开放几朵灿烂的鲜花”。
和张我军相呼应的是，蔡孝乾在《台湾民报》3卷12—16号上的一篇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文章具体地介绍了祖国新文学的发展。此外，《台湾民报》还陆续刊载了祖国大陆新文学的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志摩的《自剖》等等。这，已经成为台湾新文学先驱者们从事创作的重要借鉴了。
再看新文学创作。
在张我军等人的文艺评论文字引导下，在祖国新文坛上“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张我军：《随感录·二十一》。《台湾民报》3卷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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