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张我军的意见是：
1、什么是白话文?“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国语”，是指汉语言文字在历史逐步形成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的词汇、语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文字。
2、“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张我军同意胡适的看法，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这一点，张我军直接引用了胡适的文字来加以阐明和确证，即：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二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都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史》、《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是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凡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土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3、“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
张我军也赞同胡适的论断，即：“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他仍然用胡适的文字来阐明这个道理。
“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成几千年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钟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故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是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话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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