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有鉴于此，尾崎秀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的精神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也提到尾崎秀树在《战时的台湾文学》一书中提到的类似的思考，陈建忠说，这使人想到了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anon)在《大地之不仁》里写下的一段名言。法农在评论西方殖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时，写道：“当最后的白人警察离开和最后一面欧洲旗除下时也不完结。”陈建忠有感于此，在他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中就说：“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在战后虽然退出了台湾，但是殖民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残留却未得到充分的清理；换言之，即未达意识形态上的‘去殖民’状态。”基于这种正确的判断，陈建忠提出，“我们要解读战争期的文学，正不妨仔细去辨识并清理在台日文作家、台湾作家文本中的殖民思想残留”。
有了这样的解读，人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在台湾围绕着“皇民文学”问题出现的怪现象了。这种怪现象，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描述是：“在日据末期极少数人搞的、影响也不大的‘皇民文学’，而且具有全世界都唾弃的法西斯文学性格的‘皇民文学’，连日本人也不敢去碰触的日本法西斯国策文学的一组成部分的‘皇民文学’，近年来，在台湾却异常热门，成为一批高举‘台湾意识文学’大旗的文学界人士和几位日本的右翼学者联手炒作的对象，他们互为唱和，用各种谬论企图替‘皇民文学’翻案。有人在报纸上大幅重刊‘皇民文学作品’，指说当时几乎每个台湾作家都写皇民文学、都是皇民作家，夸大皇民文学，好像皇民文学就等同于台湾文学一样；有人说‘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有人说某‘皇民作家’是光复后才被捏造出来的，某“皇民作家”的作品其实是‘爱乡土、爱台湾’的；也有人以所谓的‘内在必然性’、‘近代性’来解读‘皇民文学’作品，把‘皇民文学’合理化”。
在这样的历史闹剧中，我们看到，外国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正在狼狈为奸。“台独”分子需要日本右翼学人，是需要他为“台独”张目；日本右翼学人需要“台独”分子，是需要他们继续讴歌日本殖民统治。曾健民引用一位日本朋友的话说：“其目的在使日本的侵略历史免罪，同时，在使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中国大陆分离。”
1943年，日本扩大对华南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时，是台湾殖民当局的总督府和“皇民奉公会”(简称“皇奉会”)所属的文艺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简称“台湾文奉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共同在台湾推进以暴力扭曲和摧残台湾人民灵魂深部的“皇民文学”的。现在，日本右翼学人与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狼狈为奸，无异于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在复辟。《人间》编辑部说：“和这新的日帝文奉会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一切有自尊心的台湾文学工作者无可旁贷的责任。”其实，这不只是台湾《人间》派同仁和全台湾爱国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文学工作者，也是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文学工作者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当然，对于台湾来说，如同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的，“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一定要认真地清理，日本殖民主义的残留影响一定要肃清。人们会十分赞赏并完全支持陈映真发自肺腑而又振聋发聩的呼吁和警策：“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摆到批判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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