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文学性质，铁证如山，是谁也翻不了案的。针对中岛利郎的歪曲，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一文中特别以周金波的作品为例，说明《水癌》就是要用“皇民炼成运动”来“去除迷信、打破陋俗”，就是要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去改革台湾和台湾人，所颂扬的正是“当时的主题是再鲜明不过的，这是通过张明贵与高进六两个典型来塑造一个台湾志愿兵的样板，颂扬这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力，赞美这种典型人物。”曾健民还指出，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在文学上的头号总管西川满，发表《水癌》时赞誉有加。另外，在1941年6月20日殖民当局宣布决定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后，9月，西川满一伙就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的同是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在《文艺台湾》上同时发表了《志愿兵》。第二年6月，还给这两篇作品同时奖给了“文艺台湾奖”。可见，日本殖民当局是十分称许周金波的汉奸文学作品的。在这样的铁的事实面前，怎么能说周金波是个“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呢?怎么能说“皇民作家”是战后台湾文坛编造出来的呢?
其实，周金波自己，对于写作《志愿兵》的“皇民化”宗旨是供认不讳的。曾健民查到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变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周金波有一段发言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岛利郎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做他的翻案文章呢?不止是为周金波翻案，为陈火泉翻案也是如此。明明铁案难翻，却还是贼心不死，这是为什么?垂水千惠曾经十分狡猾地把翻案文章做在追究周金波、陈火泉等人“非‘亲日’不可的动机”上，或者说“非作皇民不可，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因素”上。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对此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这就是垂水千惠自己说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妥协。”或者，是个“不做日本人就活不下去”的问题。这，分明是在美化当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的《愤怒的回顾》一段中，列举了“皇民化运动”给台湾人造成了数以二十万余人的生命损失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的主体性，鼓动青年‘做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向读者推介了日本学者尾崎秀树。
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而敢于仗义执言的力作。在评论陈火泉的《道》的时候，尾崎秀树有这样沉痛的感慨：“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做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由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样痛苦的呻吟：“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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