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又由春晖出版印行新版。叙述这4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彭瑞金的归宿就是上述陈芳明早在1984年就借历史说出来的“台湾独立”。彭瑞金在这本书的新版《自序》里说得明白：“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韧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自序》里，彭瑞金提到了1922年来到台湾的日本人贺川丰彦对文化协会成员说的一句话，即，“赶快建立属于台湾的文化吧!有了自己的文化，便不愁民族不能自决，民族不能独立”。彭瑞金说，这段史料，对于他的文学思考，“点亮了一盏明灯”。《自序》里，彭瑞金还提到，要“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还说到了“台湾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以“台湾民族”概念建立的“台湾民族文学”，也是“解严”后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叫嚷得很厉害的一种论调。比如，1988年5月3、4日的《台湾时报》上，林央敏发表《台湾新民族文学的诞生》一文；7月9日—11日的《台湾时报》上，他又发表了《台湾新民族文学补遗——台湾文学答客问》一文。宋泽莱则在1988年5月15日由前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台湾人的自我追寻》一书里，抛出了《“台湾民族”三讲》和《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两篇文章。他们提出“台湾民族文学”，就是为了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最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优良的新民族文化”。而这种“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学”，又是“与台湾岛的命运完全切合”的。所以，“台湾民族文学论”就是为了“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而提出的。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提到的“设立台湾文学系”就是要将大学里原有的中文系视同外国文学系。这是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从“乡土”、“本土”最后走向“独立的台湾文学论”的一个信号。
当然，彭瑞金抛出为“独立的台湾文学”的谬论，也是早就有人在那里叫嚷了。比如，那个参加了1987年美州夏令会的林衡哲，早在1985年10月的《台湾文艺》100期上，就发表《台湾文艺百期感言》一文宣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台湾作家业已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学传统”，“终于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而自成独立自主的文学传统。有一位名小说家返台接受访问时说：‘台湾虽然在政治上还未独立，但是在文学上早就独立了。’我深深地同意他的看法。”1988年11月，《笠》诗刊搞了一个“论台湾新诗的独特性”的座谈会，赵天仪在发言中也说，“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平行共存的”，谁也不从属于谁，即使台湾文学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不妨碍台湾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同一个座谈会上，白荻还从“独立国家”的立场说：“日、韩二国诗人都确认在语言文化的历史上受中国强力的影响，甚至承认了‘汉’文化的根和‘中国趣味’的传统，但都不承认是中国文化的支流”，因为，还有超越语言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即“人的性格和想法、自然风土、生存环境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使得台湾文学成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1989年7月，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出版的陈芳明的论文集《鞭伤之岛》里，有一篇文章叫《迎接一个本土化运动》，也把明代郑成功政权、清朝政府一直到眼下的国民党政府等同于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强调台湾人民反抗这些外来的强权统治，从而论证台湾之独立。到1991年1月，《笠》诗社印出的《诗与台湾现实》集中，陈千武作的《序》——《我们被迫地反复思考》则说，从日据以后，台湾可以说一直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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