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笔战》一文。凡此种种，都显得陈芳明想要在叶石涛之后为“文学台独”执牛耳了。
就在上述的几篇文章里，借着谈论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陈芳明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攻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统派主张，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文学领域里贩卖政治上的“台独”谬论，再以政治上的“台独”谬论为依据，回过头来兜售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分离和独立的谬论。比如，陈芳明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陈芳明又说，“基本上台湾一直是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的语言必然受到统治者的语言压迫，以官方的命令要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在台湾，语言在日据时代便发生过紧张关系……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也同样造成了语言的政治紧张气氛。”这表明，陈芳明已经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移民社会、殖民地社会，早年的大陆移民台湾的中国人被认定为外国异民族的移民，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的败走台湾被认为是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占领了。陈芳明一再宣称的是，“政治运动者与文学运动者，对岛屿命运的思考，果然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与相同的结论”。他把“文学中的本土意识”与“政治里的草根精神”看作是“追求岛屿命运过程中的双璧”。陈芳明是在用自己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的“两国”论提醒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者和“台独”势力，要拿起政治上的“台独”武器了。
其实，陈芳明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却分明具有的“两国”论的“台独”主张，早在1984年就抛头露面了。那一年1月，陈芳明署名宋冬阳在《台湾文艺》86期上发表的那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里就公开说过：“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台湾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到了1989年11月，陈芳明就明确提出“文学台独”要首先走向政治“台独”的主张了。当时，台湾前卫出版社印出了一本吴锦发写的书《做一个新台湾人》。书中，有一篇吴锦发对陈芳明的采访记录《故人迟迟归——访旅美作家陈芳明》。陈芳明对吴锦发说到，他自己在“2.28”事件之后，又接触到台湾立场强烈的《台湾政论》，还“受到台湾民主运动的冲击”，觉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只在文学上努力，只有文学，绝对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陈芳明说：“我关心台湾，不能只满足于关心文学历史，还得关心政治事物，可是关心政治事物，又不能不了解历史文化……我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直接的途径。”
首先呼应陈芳明的就是彭瑞金。他在美国加州圣荷西陈芳明家中和陈芳明对话时，也赞成把台湾看作是外国移民的“移民社会”和殖民社会，赞成说“台湾语文充满移民和被殖民的痕迹”。不久，彭瑞金开始撰写《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这本书，于1991年3月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出版，1992年印了第二次，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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