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不休。在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里，历史又重演，到了八○年代更有深度的激化。”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本土性格”，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指出，在《台湾文艺》和《笠》这“两种本土性很强的刊物里，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台湾民众与大陆隔绝几达八十多年的时间，台湾实际也发展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学倾向；因此，主张台湾文学应有自主性，建立自己的文学，发展自己文学特性的主张也广为流行”。对于1966年由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施淑青、七等生等作家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和王拓的《庙》和《炸》等作品，叶石涛则心怀不轨、言辞狡诈地进行攻击。在叶石涛看来，黄春明他们的《文学季刊》和小说作品，有意要“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路程”，可是，“这些新一代的作家不太认识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传统”，却偏偏要去“着重思考”什么“整个中国的命运”，岂不怪哉?与此同时，钟肇政虽然同属于这“新一代的”的作家，叶石涛则对他赞誉有加，说是钟肇政的作品“令他折服”，为什么?叶石涛说，是因为钟肇政的文学世界表现出来“建立台湾文学的使命感”。
随后，写到第六章70年代的台湾文学时，叶石涛兴奋得忘乎所以了，好像戒严时代的“谨慎下笔”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以为，“乡土文学”的发展，70年代已经“变成名正言顺的台湾文学，”而且“构成台湾文学主流”了。而这种“乡土文学”，叶石涛暗藏祸心地说：“它注重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的表现胜于国际性性格”。
叶石涛在这里说的“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和“台湾意识”相对立的陈映真、王晓波、张忠栋等人，一再坚持的是“大中国”的意识，言之凿凿的，无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乡土”也该认定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乡土”，在“中国文学之大传统”里，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也是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等等，除了“中国”，陈映真等人论台湾乡土文学没有涉及任何一个别的什么国家。现在，叶石涛偏偏要说什么“国际性性格”，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国际性”，究竟指的哪个国家?究竟是哪个国家对台湾而言变成了“国际性”的关系?而且，就构成“国际性”关系而言，“台湾”不也成了一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叶石涛的“台独”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这一点，叶石涛是抵赖不了的。他在1977年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曾经指出，台湾由于它的地理的、历史的条件，在精神生活上，有台湾的特点，同时也有中国的一般性格。8年后，他这“国际性性格”分明就是“中国的性格”的同义语。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再过10年，到1995年，他就直言不讳地把中国说是“外国”了。看起来，叶石涛是漫不经心地在大段的行文中写进了“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他其实是在用心险恶地埋下“文学台独”言论的一颗定时炸弹!
基于这种忘乎所以的兴奋和对于戒严时代要“谨慎下笔”的戒备心理的松懈，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顽强地表现自己心中的分离主义的“台独”的情结，而宣称，“很明显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居民)所写的文学”；“台湾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换言之，它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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