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影响。”讲到“来自祖国大陆的承传”，还振振有词地表演说：“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境而觉得骄傲与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至于他在1977年讲到的“乡土”，他也乔装打扮一番，改口说：“这些乡土色彩基本上乃属于中国的。”然而，叶石涛的伪装，也掩饰不了他的心机。在回忆他和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关系时，在《府城之星，旧城之月》、《〈文艺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等篇章里，宣泄了他对后来的人们批判“皇民文学”的不满，为他自己日后大翻“皇民文学”之案埋下了伏笔。
随后，就是1987年2月《文学界》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1985年完稿的《台湾文学史大纲》，分别在当年11月和次年2月、8月的《文学界》、12、13、15集上先行发表。1987年成册出书时改名《台湾文学史纲》。)了。1996年7月7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老家为他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写《序》时说，他“从青年时代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湾文学史，来记录台湾这块土地几百年来的台湾人的文学活动，以证明台湾人这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结晶在文学上。”于是，他写了《台湾文学史纲》。只不过，叶石涛写的时候，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在1996年的这篇《序》里，叶石涛说是：“《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顾虑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因此，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以及左翼作家的思想动向就无法阐释清楚。……各种的不利因素导致《台湾文学史纲》只聊备一格。”
其实，即使是碍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戒严体制而不能放肆地宣扬自己的强烈的分离主义和“台独”主张，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讲了许多“中国意识”的假话，叶石涛还是在《台湾文学史纲》一书里顽固地表现了自己。1985年12月，他在《台湾文学史纲》初版本的《序》里就说：“台湾历经荷兰、西班牙、日本的侵略和统治，它一向是‘汉番杂居’的移民社会，因此，发展了异于大陆社会的生活模式和民情。特别是日本统治时代的五十年时间和光复后的四十年时间，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格。”叶石涛还说：“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果然，叶石涛还是在这部《台湾文学史纲》里喋喋不休地阐明了他所谓的台湾新文学的“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和“强烈的自主意愿”。
比如，说到30年代初有关“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叶石涛偏偏要说，在论争中除了受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之外，“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30余年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必须走上自主性的道路，”这是“正确而不可避免的途径”；作品，则“有效于表现强烈的本土性性格”。至于那些“新一代的日文作家”，叶石涛也判定他们“本土性性格愈来愈加强”。
说到二战之后，光复了的台湾，在1947年《新生报》的《桥》副刊上展开的“台湾文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叶石涛又曲成己见，硬说省籍作家杨逵、林曙光、濑南人等“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由此，叶石涛还借题发挥说，围绕这“自主性”问题而存在的省外作家与省籍作家中的见解的对立，“犹如甩不掉的包袱，在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每一个阶段里犹如不死鸟(phoenix)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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