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对“台湾文学”下了一个定义说：“只要在作品里真诚地反映在台湾这个地域上人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是根植于这块土地的作品，我们便可以称之为台湾文学。”初看起来，这个界定似是而非，然而，彭瑞金强调的是“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意识，是针对陈映真等人的“中国文学论”而发的，他突出的是台湾与中国已经不是一体的现实，所以，文章里，他还攻击了“生于斯，长于斯，在意识上并不认同于这块土地”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者，把他们的文学排斥在“台湾文学”之外。彭瑞金的“台湾认同意识”还是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的延伸。彭瑞金的发展则是在于他去掉了“台湾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只留“台湾”，正是“去中国中心化”的结果。由“本土化”出发，彭瑞金把“自主化”更加引向文学“台独”了。
又比如，1983年4月13日陈芳明就在美国洛杉矶写了一篇《拥抱台湾的心灵——〈文学界〉和〈台湾文艺〉出版的意义》，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美丽岛》周报上。陈芳明按捺不住他的万分激动，欣喜若狂地欢呼，经历了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和1979年高雄事件之后，“中国精神”已“后继无人”，台湾本土文学终于与“本土政治结合起来”，迈入了“新的里程”。对于《文学界》上叶石涛所发表的那一段声明，陈芳明说，那是在“肯定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这种强调，“在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发展”。由此，陈芳明还异想天开地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诞生乃是必然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陈芳明还公开宣扬了他的“文学台独”主张：“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句，陈芳明在为叶石涛和他的《文学界》叫好的时候，还提到了另一个杂志《台湾文艺》。《台湾文艺》是在1964年4月由吴浊流独资出版的，维持到53期时，1976年10月，吴浊流不幸去世，改由钟肇政、钟延豪父子接办，但一直经费不足，最后依靠远景出版社扶助。1983年1月15日，《台湾文艺》80期开始，由医师陈永兴接办，李乔主编。这以后，从100期到1987年1月104期由李敏勇负责，105期到120期由台湾笔会接办，主编有杨青矗、黄劲连等人。陈芳明称《台湾文艺》80期是重新出发。他提到《台湾文艺》在重新出发时发表的一篇“宣言”——《拥抱台湾的心灵，拓展文艺的血脉》。那“宣言”说：“《台湾文艺》是台湾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文艺杂志，从创办以来，它就一直代表着台湾同胞的心声，扎根在台湾宝岛的土地上，反映出台湾社会实际的面貌。”出版后，编者又强调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传达出本土的、自主的、自尊的斯土斯民心声。”陈芳明也十分看重《台湾文艺》的这一表态，吹捧它所肯定的“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必然铸造作家的意识和思考模式”。
从陈芳明的文章开始，台湾岛内外的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已经尊奉叶石涛为提出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第一人了。
开始，叶石涛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尽管还有“中国文学”的外衣，还喋喋不休而又信誓旦旦地说，“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其历史性的渊源而言，毫无疑义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环，也可以说是一支流，……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学，它并没有因时代社会的蜕变，或暂时性的分离而放弃了民族性，也没有否定了根本性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说到台湾新文学的发生，还白字黑字地写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弱小民族的自决的思想解放和中国大陆五四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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