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将台湾文学“置放于整个中国文学中去定位”，“是一种迷失历史方向后的错乱”，是在“动辄用大汉族沙文主义来诽谤文学前辈”。
又比如宋泽莱他在攻击詹宏志的《文学十日谈》一文里，以台湾为中心，提出了台湾文学的三个传统，然后归纳出台湾文学自足的价值，其势汹汹地质问：“台湾文学有她的独特经验，……有那一个人胆敢宣称台湾文学是一种‘支脉的’、‘附属品的’文学呢?”他称台湾人为“弱小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他又把台湾文学放在第三世界文学的位置，与中国文学是对等的位置，从而排斥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的任何作用。
再比如李乔。针对詹宏志的主张，他强调了两岸的分离阻隔。他说：“虽然‘中国文学’被原乡人携带来台，但是整个文学原野被斩断了，文学泉源被阻塞了”。
再就是彭瑞金。他攻击詹宏志，是说詹宏志预设了“中国统一”的政治立场。彭瑞金说，文学的“价值与政权的变化压根扯不上关系，台湾文学自有从文学出发的价值评定，和中国统一与否不发生影响”。他是从文学和政治分离而论的手法，排除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发生的作用。
直到1984年1月，陈芳明在《台湾文学》82期上，发表了《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对詹宏志的主张还进行了攻击。他认为，詹宏志不是“从它本身固有的历史背景和本身立足的现实环境出发”，而是“站在台湾岛屿以外的土地上来观察台湾文学”。陈芳明说：“詹宏志的彷徨与无助，再次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矛盾与缺漏。”陈芳明攻击这“以中国为中心的情结，只不是知识分子自我缠绕的一个情结，在一般台湾人心中并不存在。“在他们的观念里，并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们的中心其实是他们立足的土地。”
这一次的较量里，从陈芳明、彭瑞金等人的言论来看，已经显示了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一种浓厚的“去中国中心化”的色彩。
这时候，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思想界、文化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争十分激烈，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浊浪也有了进一步的汹涌。那是以《文学界》创刊为起点的。
叶石涛在1982年1月中，和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施明元等人一起在高雄创办了《文学界》杂志。叶石涛说，他和《文学界》的愿望就是“整合本土的、传统的、外来的文学潮流，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在《文学界》的创刊号上的《编后记》里，叶石涛标举了“自主化”的口号。他说：“这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文学的确产生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作品，然而我们仍然觉得台湾文学离开‘自主化’的道路颇有一段距离。我们希望台湾作家的作品能够有力地反映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执着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孕育你、供给你乳汁与蜜的土地与人民。那些站在空沿的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咤的文学，只是损害勤朴人民心灵的毒素，它是一种可怕的公害。”在《台湾小说的远景》(叶石涛：《文学回忆录》。1983年4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一文里，叶石涛终于正式打出了“自主性(originality)”的旗号。
叶石涛和《文学界》的这一表态，他的“自主性”的主张，立即得到了海内外“台独”势力的夸奖。
比如，1982年4月的《文学界》2集上，彭瑞金发表了《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呼应了叶石涛的“自主化”、“自主性”的主张，鼓吹台湾文学要认同台湾，以台湾为中心的“自主化”为发展方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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