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陈映真还热忱地呼吁，“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因为我们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再往后，在1978年8月的《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上发表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里，1980年6月的《中华杂志》203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一文里，陈映真又反复地展开了这样的论述。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文学领域里新分离主义的逆流了。
紧跟叶石涛的是彭瑞金。1980年12月，他在《台湾文艺》70期上发表《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从70年代以来写实小说的发展趋向“工具化”、“现实化”提出了批评，展示了他的传统本土论者的文学本位立场。其实，彭瑞金这篇文章是替叶石涛来回应陈映真对于《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的。彭瑞金在文章里攻击了陈映真的民族文学论，有意肯定了50、60年代作家的本土创作，实际上是在延续70年代的陈映真、叶石涛的论争。这场论争还引发了陈映真和叶石涛的一次直接交锋。
那是1981年1月，詹宏志在《书评书目》93期上发表了《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一文。文章里，詹宏志把台湾放在中国视野里考察和评价，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旁支”，或者，如同小说家东年所说的，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心”的“边疆文学”。文学“旁支”和“边疆文学”之说，或许过于简单，容易引发误会，但是，詹宏志的中国立场却是不容置疑的，这实际上又是陈映真的中国立场的延伸。这一年10月，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召开，陈映真和叶石涛都是评审人，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选人。会上，叶石涛支持彭瑞金，陈映真力举詹宏志，争辩激烈，双方相持不下，评审会因此延期，最后不得不另选其他作品颁奖。由此，“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对立和论争又趋于激化。
詹宏志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分离主义者的攻击。先是高天生在5月的《台湾文艺》72期上发表了《历史悲运的顽抗》一文，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特性。接着，《台湾文艺》杂志社邀请詹宏志与本土作家巫永福、钟肇政、赵天仪、李魁贤等人对谈，话题是“台湾文学的方向”。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发表在这一年7月的《台湾文艺》73期上。同一期的《台湾文艺》还刊出了应邀参加但没有出席的李乔(壹阐提)的书面意见搞——《我看“台湾文艺”》，还有宋泽莱对于詹宏志的回应文章《文学十日谈》。9日，《文艺台湾》74期还刊出了彭瑞金的《刀子与模子》一文。
座谈会上，詹宏志补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并不否认台湾文学的成就及其特殊性，他要肯定和强调的是，如果在政治上台湾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文学上，台湾文学势必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詹宏志还是坚持说，站在中国来看台湾文学，台湾势必成为边疆文学。
会上会下，反对者对詹宏志的文章发难，还是表现在用所谓的“台湾结”来对抗“中国结”。
比如高天生。他就反对将台湾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亚流”，强调要面对台湾文学的“独特的历史性格、文学特色等，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文学史对象来加以处理，就如我们独立处理台湾史一样”。高天生还指责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