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应该进入教科书里》。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219页。)。
“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
“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秀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文学现时仍用中国的白话文(华文)创作。然而随着台湾历史的改变，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一定会以各种族的母语为主才对，这取决于台湾人自主的确立与否。”(同①。)
“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九○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原由。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同①。)
“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纵令它曾经用日文或中文来创作，但语文只是表现工具，台湾文学的传统本质都未曾改变过。”(同①。)
“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战前的新文学来自日本文学的刺激很大。……战后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八○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跟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同①。)
……
叶石涛终于用这样一些分裂祖国、分裂祖国文学的言论和行动撕下了多年骗人的假面具。
叶石涛在1993年交由皇冠出版的散文集《不完美的旅程》里说：“从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一岁到现在的六十八岁，我的所有心血都投入于建立自主独立的台湾文学运动中。”叶石涛因此而获得了台湾新分离主义的这股“台独”的历史逆流的青睐。1989年盐分地带文艺营赏给他一个“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的“文学贡献奖”时，吹捧他是“台湾文学早春的播种者”，“在台湾文学史上，立下新的里程碑”。1994年、1998年、1999年还接二连三地为叶石涛举办了文学研讨会，对他进行犒赏。其中，1998年在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召开的会议，就是由设在张良泽任系主任的那个台湾岛上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召开的，会标上就标明，叶石涛文学是“福尔摩沙的瑰宝”。1999年的会议是“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处倡议主办，“文学台湾基金会”承办，已经有了台湾当局的官方色彩。会上，彭瑞金吹捧叶石涛领先站在战后台湾文学的起跑线上”，以他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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