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说来，大致有两个阶段，即：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先谈第一阶段。70年代到1987年解除戒严，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

　　在台湾，“乡土文学”这个词语，沿用已有多年。如果从连雅堂于1929年编著《台湾语典》时，谈“乡土文学”算起，已经70多年了。

　　直到1965年11月，叶石涛在《文星》97期上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才率先在台湾提出了从理论上重新厘定“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只是，当时的台湾文坛，汹涌的正是现代主义的浪潮，叶石涛的声音过于微弱了。1977年5月1日，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间，叶石涛在《夏潮》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作了新的阐释。叶石涛把196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了。要是从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或者地域文化风格来立论，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叶石涛从“乡土”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日本割据台湾以后，这个“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只要翻阅一下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就知道，这些论点完全是抄自史明的概念。

　　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还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忧虑于叶石涛炮制的这种文学分离主义的恶性传播，陈映真接着又在1977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5期上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年的10月，他又在《中华杂志》171期上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