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造反派，他们便拿出造反精神找围攻接兵负责人罗营长（这时人们已改叫他罗副场长）：“部队也兴骗人,说好了是沈阳部队，兵种是装甲兵，为什么变成了边防线上的庄稼兵？”
罗副场长理直气壮地声明：“老子当初并没有骗你们，咱们农场属于铁道兵直管，但也归沈阳军区后勤部代管。至于装甲兵嘛那是地方口音的差别，是你们南方人把我们北方说的庄稼兵误听成装甲兵了。”
吃了哑巴亏，新兵崽儿们只有心中暗暗叫苦，好长时间都不好意思在信中向远方亲人透露当的是什么兵，在其它正规兵面前总感到矮三分。
部队农场是一个正团级建制，下属三个分队，一个机耕连，外加汽车排，人员却远远超过了一个正规团的编制。主要生产小麦大豆，每年要向国家上缴好几百万斤粮食，同时也肩负着保卫当地火车站的重任。因为这条铁路是沈阳军区直通中苏边境最前线的塔河地区，铁道兵三师、六师、九师长期驻守在这一带。铁道兵505指挥部（相当于正规军军部）坐镇在加格达奇指挥这三个师，任务是战争一打响及时抢修被苏军炸毁了的铁路，随时保证这条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主干铁路。龙川好多次去塔河师部和加格达奇指挥部取重要文件，亲眼见证了从加格达奇到塔河没有一个老百姓，几乎全是部队军营。
曹场长是一位脾气十分古怪的倔老头，成天拉着脸埋着头，好象别人借了他的米还了他的糠，龙川当了三年兵很少见过他的笑脸。他的资历很老，晚两个月参军与红军打了擦边球只能算是八路军。据说当年他当连长时，现在的一位副师长还是他的通信员，故而两人见了面他绝对不会先敬礼。也正由于他这股倔劲，永远也没有迈过场长这道门槛。
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除极少数人分在机关外，绝大部分都下到了基层连队变成了穿军装的农民。
龙川却留在场部给场长政委当了警卫员，这还源于罗副场长帮了大忙。当初他是接兵部队的负责人，人们都称他为罗营长。当时讲阶级斗争，其他几个区在解放后因出现个“白莲教”、“红灯教”等若干反动组织，招兵任务重点便放在龙川家乡红山区，由罗营长坐镇指挥，大部分时间跟龙川父亲在一起。也正是由于罗营长了解到龙川父亲的政治背景，又见他小伙儿长得精神帅气，便对龙川父亲说：“我要你儿子到部队给首长当警卫员，这是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要挑选一个人才标致，政治条件好的小伙子。”
龙川父亲舍不得地说：“我三儿子还是一个孩子，才十五岁多，还不到当兵的年龄，也不符合兵役法。”
罗营长说：“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将年龄报成十八岁，条件我说符合就符合，反正这兵我是要定了。”
那时候全国正实行军事管制，又叫军管会，部队权利大得很，威信高得很，他说一你不能跟他说二。龙川父亲那时因为是当权派还在靠边站，成天没事干造反派革委会才把他抽调给接兵部队协助做新兵摸底工作和政审工作，要不然龙川也会错过这次机会。
倔老头曹场长五十多岁年龄，身材粗壮但个子很矮，眼睛不大却十分威严，令人望而生畏。他的生活习惯是随时手中都端着一个水杯，每顿饭前都要给他准备好一杯开水。龙川刚分配到场部当警卫员时，廖政委在505指挥部学习，李副政委被派到附近一个公社三支两军，只有曹场长和罗副场长两个人。开初龙川很怕曹场长，甚至有耗子见了猫的那种感觉，有一次他主持会议龙川往他茶杯里加水，由于太紧张的缘故，提茶壶的双手巨烈发抖，将滚烫烫的开水溢到了桌子上，他当时吓坏了，满以为要挨一顿训骂，谁知曹场长却呵呵大笑起来，反而关心地问他被开水烫到没有。原来倔老头也有慈善的一面，从此他再也不怕他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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