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前段在新加坡那间酒吧，与郁达夫先生的谈话。深感郁先生比自己更有先见之明。难怪他那样悲观，消沉和颓废。书生、文人空有报国的雄心和志向，可总是不能摆脱报国无门的厄运。难道这是不可改变的宿命？董轩不由得又想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咏梅》中的佳句：“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做尘，只有香如故。”心中默念着这些诗句，他有着些许的快慰。
“演剧队的旗号不要再打了，如鸟兽散吧？”金山有点自嘲地说。
“好在眼下桂林受李济深先生的荫庇，还有一些‘自由’的空气，进步文人多荟萃与此，以文会友，互相砥砺吧？”田汉有意改变这室内弥漫着的郁闷的气氛，转向了一个稍微积极的话题。
“田老大和我，想继续南国社的事业，办个戏剧刊物，姑且就叫《戏剧春秋》吧？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参加进来，共同筹备筹备？”洪深说了一个想法。
“也好！除了写戏、演戏，我们还能干什么？你们两位说呢？”金山向着董轩、王畅问。
“也只好这样了。”董轩、王畅认同地说。
这次会议总算有了一个结果，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找到了未来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还算未落空。尽管是微不足道，并不轰轰烈烈。苦中作乐，也不失为是个追求吧！
这次会议又在不经意间，决定了董轩在这以后整整五年的生活道路。直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止。这五年间董轩以桂林为中心，偶尔也到过昆明、重庆等地，以办《戏剧春秋》为主业，也参加一些其它的文化活动。虽然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由于不断穿梭、奔波、混迹与大家巨匠之林，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和才干。所谓耳濡目染，近朱者赤，也陶冶了不少性灵，活跃了不少文思。
田汉和柳亚子，一个是南国社魁首，一个是南社巨擘，或许是出于其领导的文化团体都一个南字，两人的关系向来非同一般，可以说是莫逆之交。1942年以来，当桂林成为西南文化重镇、名家云集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柳亚子也从香港搬到了桂林。当香港日渐风云险恶，住不下去的时候，对柳亚子这个特殊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巨匠来说，回到内地，桂林则是他的最佳选择了。从现代政治上说，他是早期同盟会成员，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后来，他又是最坚定的反蒋派，倒蒋派。在国民党元老中，他常常仗义执言，嬉笑怒骂，由此又得罪了蒋及蒋系的许多权贵。他又常常以“中山门下两完人自诩”。所谓两完人，一个是指他自己，一个是指何香凝（廖仲恺遗孀）。这样，又必然导致了他同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关系特殊。从毛泽东、周恩来，一直至田汉这样的戏剧泰斗，都是他的诤友。到了桂林，见了田汉，自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打得一片火热，交往十分频繁。而董轩，作为田汉门下的一员得力助手，当然也免不了与柳亚子先生的接触。每当田汉先生百事缠身，忙得不可开交，顾不过来的时候，往往让董轩代表他去柳亚子先生府上。送个信啦，传个话啦，节日的礼尚往来啦，隔三差五，就要跑上一趟。这一来二去，和柳亚子先生也就混熟了。再加上，柳亚子先生也是江苏人，和董轩算是同省老乡。这一老一少，日子久了，也又成了忘年交的朋友。这两层因素搅和在一起，董轩到柳亚子家走动之经常，用一句俗话说，把柳先生门下的草踩得都不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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