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杜威先生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一种用世的方法。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胡适先生略一思考，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赢得了全场一片赞许的掌声。
　　“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呢？”董轩又问。
　　“这很明确，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胡适毫不含糊地回答。
　　“……”对这个回答的反应，是全场一片静默。
　“那你这个观点，和你在《论国故学》一文，提出的‘欲免国粹沦亡之祸，非整理国故，使一般青年能读不可’、提倡封建复古的话，不就构成矛盾了吗？这又如何解释呢？”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又接着发难。
　　“这个，我让你们发扬国粹，整理国故，是让你们恪守文人之道，安分守己，免得走上旁门左道，被人家所利用。”胡适这样回答，似乎自己也不太满意。所以调门不高，表情迟疑。
　　“那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埋头读书，不能过问国事？”一个戴眼镜的同学又问。
　　“国事自有国家来管，与我们何干？”胡适反问。
　　“那先生《威权》、《归国杂感》、《老章又反叛了》、《易卜生主义》等诗文抨击的都是国事，您又作何解释？”这学生对胡适的文章看来很有研究。
　　“看来，你对我的作品挺有兴趣。很好。可同学们，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要深入研究，不能轻率下结论。”胡适先生避实就虚，想把问题绕开。
　　“先生，我明白了，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吗？”这个学生的话里，不无揶揄之意，结果，引来满堂大笑。
　　胡适先生顿时眉头紧缩，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每每这样的讨论，都是不了了之，无果而终。这使董轩越来越认识到胡适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尖锐矛盾性。一代精神领袖，尚且都不能自圆其说。这时代，国人迷失的渊薮不浅呐。
　　然而，董轩对胡适先生的了解，还不止这些。有一天，在《中国散文史》课上，先生谈到中国文人的痼疾“清高自恃”，互不服气的时候，不由得生发联想，扯到别人对他的批判和攻击。只见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叶青主办的《二十世纪杂志》，掀开目录，指着“胡适批判”的专栏，对大家说：“你们看，叶青是我的学生，他又在批我了。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他说我‘文字浅白’，这不是攻击，反而是在恭维我了。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读，可惜，我还没达到这个水平呐！”
　　他的这番话，让董轩听来，心里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觉得有失先生身份，怎么能这样没有肚量呢？大可不必嘛！
　　还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谈到自己和杨杏佛的争论，故作姿态地说：“我挨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