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节骨眼上的北大，随着中国文学的佳作纷呈，这里也是好戏连台。全国一流的大学者、大作家竞相在这个舞台上角逐、表演。北大就像一面三棱镜，聚焦、折射出中国文学的全部辉煌和灿烂。
在名家荟萃的北大，让董轩大开眼界，大长见识的大师级人物和给他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生活事件，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北大，最具影响力的大牌教授，当推胡适先生了。连他的宿敌，鲁迅先生也承认他是“文化班头博士衔”。他是文学院院长，又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散文史》等课程的主讲教师。在整个中国文学开设的专业课中，他占的比重最大。他在董轩等同学心目中，是一个英俊斯文，威严傲慢，高高在上，派头十足，架子挺大的人。在整个五四新文化时代，他名高位重，红极一时，威倾朝野。谁都想见他，一睹名人大家的风采，引为终生快事嘛！可你一走近他，马上就觉得他目空一切，咄咄逼人，霸气冲天。不由得使你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所以又都惧怕他。他给人，就是这样一种相互间丝毫不对称，不平等，不和谐的关系。
每天早上，北大红楼前，喇叭声一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到胡适先生乘坐着那辆墨绿车小卧车开过来了。那时，整个北大，只有三辆小卧车。一辆是校长蒋梦麟的，第二辆是院长胡适的，第三辆是校医郑河先博士的。其它先生，能坐个黄包车上班，就算是不错的了。
车停稳了之后，只见司机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后车门打开，用手搭在车门上沿，怕碰到胡适先生的头。胡适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条斯理地走出汽车，略为整整衣裳，把公文包挟在腋下，趾高气扬地走进红楼。他经常穿蓝色大褂，黑色肥裤，永远不戴帽子，一头乌发抹了油，梳得整齐锃亮，脚蹬黄色皮鞋，一尘不染，干净得出奇。
他上课的地点，固定在红楼二楼的一个大阶梯教室。因为编外旁听的太多，小教室搁不下，即使这样大的一个阶梯教室。还要有好多人找不到座位，只好站着听。所以要想听他的课，提前到教室抢座位就成了一大难事。稍晚一会，别说坐着，就连站着的份也没有了。
同学们先是听到走廊通道地板上，“咯噔，咯噔”的皮鞋踏地的声音，然后是看到教室门大开，一位姓吴的工友捧着粉笔盒侍立一旁。胡适先生翩然入室，走上讲台，把夹在腋下的书和讲义摆到讲台上，略一定神，举目环视。工友搁下粉笔盒悄然退出，轻轻掩上门。
胡适先生讲课，语言轻缓，格调温和，风度潇洒。在传统的文人气质和作派中，又不失现代作风，俨然一副典型的教授相。又加上身材高挑，脸型长方，浓眉大眼，不免给人峻峭挺拔之感，大有高山仰止之慨。胡先生讲课，学识渊博，贯通中外古今；往往是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使人如临春风，如沐春雨，享受在其中，得益在其间。他的水平和才学，绝对使人心悦诚服，钦佩不已。作为中国现代大学问家，他绝对是名副其实，不可多得。
但是，在当时学术思想极其活跃的北大，即便是像胡适这样的大家，也会常常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围绕他的思想见解，在课堂上不同意见的交锋和争论，也是常有的事。因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这往往使他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显得发窘和难堪。
有一天，在《中国哲学史》课上，胡适先生讲到老庄哲学，就有好多学生举手要求发言。他不得不停下讲解，看了看学生，然后指着董轩，问：“有问题吗？请讲。”
“胡先生，容学生冒昧，请问你讲的庄子的‘清静无为’和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董轩问。
“这，应该说——庄子的‘清静无为’是一种遁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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