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回要7、8天，走马帮小路到易武、朱石河、勐润、曼冈等地挑粮。
有一次到勐满去挑米，走到天黑才到勐捧，在勐捧住了一晚，回来的时候要过勐润河，正直雨季，小河涨水，没办法，我们7个男人只好扎竹排先把米运过河，几个人手牵手一组组地慢慢淌过激流，翻越勐捧大山时，一个大长坡，我们从天亮上山走到下午才到山墚，在一寨子里向老百姓借锅煮饭，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不借，幸亏遇上当地工作队的同志，经过一番解释，说我们是从湖南来支援边疆建设的，他们才借给我们。
西双版纳的气候相当恶劣，天气变化无常，十里不同天，时晴时雨，山高路远，林幽谷深，瘴疬疟蚊肆虐，挑米过程中最大困难是对付蚊子和蚂蟥，蚊子叮咬一下就会得疟疾，发高烧，打摆子，有好多人挑米的路上就病倒了，发了高烧，得了疟疾，又缺医少药，有一个回到家没几天就病死了。崎岖的马帮路泥泞不堪，路边草丛中到处是蚂蟥，听见响动就昂首挺胸地爬过来，为了减少流血，大家就把衣裤脱了，蚂蟥爬上来就看得见，相互帮忙捉蚂蟥。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在家的妇女就种农作物，有时米挑不回来就只能吃稀饭了。
由于交通不方便，商品经济相当落后，连一个饭碗都买不到，吃饭用的是竹筒，没有油吃，更谈不上肉鱼，每天除了竹笋外就是芭蕉心，而且当时我们对有些食物不习惯，只有自己出大力气去挖山药，不仅菜不好，饭都有问题，有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得了水肿病。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有少部分同志的思想就开始动摇了，成了逃跑分子。我和老伴当时想：在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申请来支边，我们不是为了享福，是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难道这点苦就能吓倒我们吗？更重要的是不能丢“毛主席的家乡人”的脸，所以，我们就坚持下来了。
1963年，我们在勐远正式开发原始森林，每个工人都领着两公尺塑料布，在工地上砍几根树杈插好，塑料布扯起来，这就是住宿，叫“玻璃房”，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八小时工作加义务劳动。那个年代还有个特点：工人干部同样干，工资同样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党员干部是一面旗，开始挖梯田种橡胶，挖梯田要3公尺宽，穴是60、70、80公分的标准尺量，不合格的要重新挖，当时所用的芽条是由海南空运到思茅，再转到勐仑，再分配到各农场。我记得当时派我去运芽条，芽条是用大木箱装的，里面有锯木屑，走两三公里就浇一次水，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农场体制改革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勐腊总场成了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勐远改成了六团一营。
我和老伴一起在勐远奋斗了十年，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1970年组建19团十一营，为了发展橡胶事业，我俩服从组织分配走进了新单位，来到两岔河下面一个叫挥旺的地方，这个地名，按当地人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不毛之地、没有人烟的地方”。这里原先有过几个寨子，后来寨子得瘟疫和麻风病，死了一些人，就都搬走了。我们在一个临南远河几十米的小缓坡上，第三次开始建设我们的竹杷毛草房，记得是建了三栋毛草房，我和凌升玉一栋，兰运禄和赵连昌一栋，王庆饶和许业良一栋，也就是十一营最早的连——老二连。我们第三次开始了砍大森林，开垦梯田。
我和老伴被组织分配到了二队，我担任副排长，当时没有脱产的干部，平时和战士们一样劳动生产，管理工作是和战士唯一有区别的地方。七三年我调到营部，成了一名仓库管理员，后来成了一名材料会计，当时材料会计和仓库管理员是我一个人干，各种物资材料从农场拉回来还要送到每个生产队去，一收一发，20年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直到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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