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唱过多少支俄罗斯的《夜莺》，这支《夜莺》从抗日战争初期我颠沛流离的幼年，从年轻的父亲母亲那里第一次听到它，直到已过古稀之年的2007年出版《命运的浮雕》诗集依然写到它，在不同年代不同环境，它都牵动我童年创伤的记忆。这支忧伤沉郁中有勇敢奋进的爱情歌曲，和哺育成长的其他俄苏音乐、电影、芭蕾、绘画、小说、诗歌，给我以特殊的俄罗斯艺术文化和风情美的熏陶，培育我浓郁的俄罗斯情结。

说到第一次听这支歌，不能不从一座城市和一所房子以及父亲母亲的故事说起。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入侵毁灭了一个三口之家在北平四合院的和平生活，父亲直奔前线当了战地记者，母亲带我南下逃亡。这一次母亲从她久别的广西故乡来武汉与父亲相会，有外婆同行。说不准是1937年还是1938年，寒风呼啸的季节，我们栖身汉口一条安静街道一幢欧式楼房底层的小房间。直到我中老年在武汉安家几十年之后，才知道当年第一次听到《夜莺曲》的房子，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八·七”会议的会址。它在一个幼儿的记忆里，是门面狭小，被间隔开的几间房子，住着一对夫妇，不太像普通居家人家，陈设简单，几乎没有家具陈设。他们对妈妈不像特别亲密的朋友，也不陌生冷漠。那对亲切的夫妇和到这里来的叔叔阿姨教会我《大众的歌手》表演唱和一些踢踏舞、土风舞的简单舞步。凭一个幼儿的直觉，这里的人是正直、高尚，有文化修养的“好人”。不久父亲来了，从烽火前线回到大后方的青年记者，给我的妈妈带来无限的欢欣快慰。和外婆一起，我们三代四口人挤在一间晦暗的房子里，两张藤椅垫上被褥拼成我的小床。久别重逢的年轻父母显出叫人羡慕的亲昵，甚至叫五岁的女儿吃醋，他俩总是一块儿上街、访友，说没完没了的话，一同看电影之后买牛肉干回来给我吃。有一天据说他们看了一场苏联电影，学会了影片中的《夜莺曲》，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以后在成长的岁月又反复地唱过这支当年在中国相当流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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