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是因为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是耿飚将军的长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是我们醴陵人，再光荣的称呼也许只能与我擦肩而过。
二
毫不谦虚地说，我对中华大地存在的文化遗产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我能做什么呢？种点田、写点诗，缘于被超现代主义生活文化的包围所带来的压力，不敢出门，远没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襟。我那随着诗人、作家们对文化遗产曾热过一阵的担忧，也在艰难生活的磨练中逐渐退化掉了。
十二年过去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学友，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北京最新有了个“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他还在电话里神秘兮兮地说，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是我们醴陵人，其它的他一概不讲。就这事，我对这位学友确实有几份感激，因为他还能把我当作十年前在北京时的“诗人大叔”，还记得十前年我在北京同他说起的寻根思潮，还记得十年前我担忧的，只能在书本里找到的，现在连我醴陵家乡都找不到的一些绚丽的楚文化。
听到这个消息，我再也闲不住，走进一个网吧，请人在网上帮我搜索，终于找到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与耿莹”这两个名字。
“天真烂漫时，她聆听着一位将军的进出号令；两鬓染霜后，她踏上了中国文化的寻根之旅……”
文中所说的将军，就是北大一位学者说的“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泰叔宝”的耿飚将军。提起耿飚，我们醴陵无人不知，他1909年8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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