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ont-family:宋体;">）和微软高管、现伯克希尔
-哈撒韦董事会一员的夏洛特·盖蒙（Charlotte Guyman）回忆起2004年的加尔各答之旅。一天，梅琳达需要参加基金会的会议，盖蒙和另外几个同行的人在特瑞沙修女临终关怀之家（Mother Teresa's Home for the Dying）待了半天。他们在那里遇到一个深受艾滋病和肺结核之苦的“只剩一副骨架”的年轻女人，他们都被她僵尸般的凝视震住了。第二天，梅琳达也来了。“梅琳达走了进来，顿了顿，然后径直走到那个女人面前。”盖蒙回忆说。“她拉过把椅子，把那个女人的手放到自己的手里。那个女人根本不看梅琳达。接着梅琳达说道：‘你有艾滋病。这不是你的错。’她又说了一遍：‘这不是你的错。’泪水顺着那个女人的脸哗地流了下来，她看向梅琳达。”盖蒙忘不了当时她们之间的情绪交流：“梅琳达就那么坐在她身旁，时间仿佛静止了。”
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痛苦，使盖茨夫妇决定把更多的钱花在他们称为干预的方面：床帐、避孕套、杀菌剂（无色、无味的妇女外用凝胶）。这些可以在救命稻草——疫苗到达前，帮助人们避开疾病和死亡。看到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妇女间的肆虐，虽然自己信教，梅琳达并不为资助推广避孕套等受到保守派罗马天主教徒质疑的项目而愧疚。“避孕套能救命。”她说。
尽管盖茨基金会实力雄厚，梅琳达仍坚持他们需要合作伙伴。她说，“NIH（全国卫生研究所）的预算是290亿，加州州政府一年的投入是600亿。比较之下，我们仍然囊中羞涩。要是我们也那么大手笔，基金会就办不下去了。”因此，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几家慈善机构[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 Michael and Susan Dell)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