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是次要的,掌握它也并不困难。对诗所作的种种解说都是多余的。解说需要头脑,而感悟需要心。因此一切诗论都仅仅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追求。
我正是在强化自己的心灵,我希望自己的诗中能回荡起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巨大声音,努力向整个世界传达当代中国蓬勃演进的伟大气魂的巨大声威。我愿意超脱一切流派,吸收一切,融汇一切——上溯和顺流都是必要的。创新的实质就是对现存事物的再认识,因此,学习是可贵的,而崇拜则是恶劣的。我对诗的理解从来不是狭隘的,我属于开放型。
如果说,我的诗已经呈现出一种较稳定的倾向,那也并不意味着诗风的定型,它们仅仅代表了我的这样一类诗——这种诗强调境界、气势和体态。境界是首要的,它是心灵对外部事物的高度感受和对内在事物的形象表现。“文以气为主”,气势是诗人全部生命活力在诗中的倾泻。体态包括用来传达诗歌审美意味和艺术魅力的一切手段和形式。
我也主张修身养性。“吾善养我浩然之气”,诗应当从深厚丰富的心灵潺潺而出,写诗就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情致了:“乘兴而往,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宏大的气派要求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并且我也不打算仅仅局限于某种类型。因而我并不满意时下所呈现的稳定,要求打破它。
在近代,西方文化浪潮大规模地冲入中国有两次:鸦片战争时封闭的古国被打开,刺激了“诗界革命”的发动;“五四”前后,西方文化浪潮迅猛而凌厉,造成传统文学的急剧断裂,直接影响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中西方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位巨人——《呐喊》和《野草》的作者鲁迅,而目前,西方文化浪潮第三次冲击着我国,从城市到农村;从科学到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缓慢而深刻地改造着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这个运动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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