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甚至明显有悖于
“陈独秀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论发现,成为了当时具有浓郁书生气的中国共产党高层中的“另类”。同时,毛泽东开创和领导了红色割据——“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况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并践行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出的一大批“农运”中坚已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