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敢小视。于是，我镇定地说，不用躲了，换上干净衣服，下车。
我们麻利地从书包里拿出干净衣服换上，把脏衣服往书记里一塞，准备慷慨就擒。刚要下车，就被几个解放军战士团团围住。一个老兵命令我们：下车！我们谁也不吱声，迅速下车。下车后我自觉地往老兵面前一站，闵干、秦亮也自觉地与我排成一列。我喊了一声，立正！向老兵问道，解放军同志，叫我们去哪里？老兵把手一甩，命令道，跟我走！我们仨跟在老兵身后，调整好步子，甩开胳膊，简直就像刚入伍的新兵，学着老兵的样子“齐步走”。一旁的解放军战士、工人纠察队，以及被清下车的学生们，禁不住发笑。他们不知是褒还是贬地笑道，这几个小家伙！
我们被“请”下车后，老兵和工人纠察队员开始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一句话，不准进京。我们仨已是一天一夜水米未粘牙了，饿得肚皮贴着了后脊梁。又是一夜大半天没打盹了，困得要命。我实在听不进他们的大道理。就给老兵说，能不能先弄点饭吃，弄点儿水喝，我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老兵待我们的确很好，听说我们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急忙把我们领进劝阻站食堂。食堂里有大米饭、大锅菜，凉了一些。老兵说，让炊事员热热吃，我们说，谢了。不碍事的。盛起冷饭冷菜狼吞虎咽吃起来，炊事员急忙在灶上烧了个热汤，端了过来。我们最后把汤也扫荡一光。老兵在一旁看我们的吃相，暗暗发笑。
我们正要离开食堂，秦亮突然捂着嘴，向外跑了出去。一出门就哗哗地呕吐起来。我三步并两步跟了过去，捶着秦亮后背问，你怎么啦？怎么啦？秦亮不答，仍在呕。我摸了摸秦亮的额头，乖乖，烧人。秦亮发烧了。闵干的脸也黑红黑红，一声不语，焉不唧的。我有些流清水鼻涕，还没有特别的不适。老兵看到这些，说跟我来，看看医生。老兵把我们领到一间简易房里，那里摆有桌椅板凳，桌上有血压计、听诊器什么的，像是个简易卫生室。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军官给我们量了体温，又给秦亮、闵干照胸口处听了听，分别开了药，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老兵领我们出来后说，你们跟我去泡泡澡，再休息一晚上，病就会好的。老兵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澡塘里，让我们在热水里舒舒服服泡了两个小时。我们乘机把脏衣服洗了洗，在锅炉房烘个半干。我们出来时精神多了。回到劝阻站天已黄昏，老兵让炊事员给我们单独做了一盆汤面条，热乎乎的，我们吃了。老兵领着我们进了宿舍，像是当兵的宿舍，黄被子白床单，叠的整整齐齐。这时，已有几个学生睡下了。我们也不推让，挨着三个铺躺下，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
解放军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真不好意思让他们难堪。第二天，他们仍然好吃好喝好言好语待我们，也不催我们回去。老兵领着军医，一再问我们的病情，并且说，不慌嘛，治好了病再回去。我们在他们的软化中又待了一天，真是吃饱喝足睡安逸了，真是有些乐不思蜀了，岂不知，这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你在这里过了国庆节才好哩！
我曾经想学上次那样，偷偷逃跑。可他们外松内紧，我们身边总有他们的影子，到了晚上，岗哨更严。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况且，他俩又在病中，我逃跑的念头也就打消了。我内心清楚地知道，解放军过细的思想工作，就是要我们服服贴贴返回。我们不能抵制和挑剔他们的工作，我们只能坚定自己的信念。只要信念不动摇，我想办法总会有的，机会也总会有的。
待到第三天上午，他俩病完全好了。我算了一下日子，那天已是九月二十八日了，离十月一日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了，劝阻站给我们买了返程票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们只好乖乖地上车，与解放军告别。
在车上，我又动起脑子。我悄悄翻出书包里的中国地图，看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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