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将，我竟然没捞到一次。原因不是我是红卫兵“大将”什么的，而是我被打成“保皇派”头头。“保皇派”就是保当权派，不造“ 走资派”的反，当然就没有资格去见毛主席。
还有，我们班里的两个“黑五类”，出身成份不好，也没有去过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个叫秦亮。一个叫闵干。
我们仨心里并不服气，时常在一起嘀咕：娘的！你们不让我们去北京我们就不去啦？毛主席就单单是你们的？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我20岁，闵干19岁，秦亮18岁。很容易冲动。我们决定来点儿造反精神，凑准机会偷着去。
不巧的很，“文革”进行到第二年夏秋之交，中央发文件停止“革命大串联”，要求“就地闹革命”。
我们心底深处并没有心安理得地老老实实去“就地闹革命”。我们的心态时常处在没有受到毛主席检阅的忿忿不平之中。如果说别人串联串够了，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有一种值得炫耀的满足感、幸福感，而我们却恰恰相反，心绪常常被吃亏和不平的气氛包围着。这种感觉，愈是临近国庆节的来临，愈是强烈和冲动起来。因为我们预想到国庆节那天，毛主席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
大约是那年的九月二十五六号吧，我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再不迅速行动，将终生遗恨。那时候我们仨我年龄最大，主意靠我拿。晚饭后，我约他俩去校园操场散步，给他俩说，去不去北京见毛主席？闵干和秦亮说，去！只要你敢去我们就敢去！我当然敢去。不然的话我就不会问他们。我说，不准熊包！真敢？闵干和秦亮异口同声：真敢！我看他俩挺有决心的，就说，明天晚上搭十一点火车走，咱们分散去，十点半在火车站会齐；记住，不准透露丁点儿风声，秘密行动！他俩答应说，好。
（三）
我们仨从县火车站上了去郑州的车。在郑州换乘去北京的车。火车票我们是买了的。不过，只买到郑州就近的一个城市。买通票我们没那么多钱啊！我们想，买到就近那个城市，到站后往厕所里一躲，就可以继续往北京走了。
想的倒是好啊，从郑州到那个城市就是一大站的路程。我们听着列车广播里的预告，在即将到那个城市的时候，我给闵干使了个眼色，径直向厕所方向挤去。车厢里的人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三座位座席上挤坐了四五个。两座位座席上挤了三个。走廊上人挨人。就连座席底下也躺着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一个挨一个地倒换着位置向前挪动。不管怎样艰难，我总算第一个挪到了厕所门前。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料到，厕所门早已锁得结结实实。眼看车进站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装出没事人样，竖着脑袋，在人肉堆里喘息。
列车进站停车后，我们多么希望多下些人，腾出地方来松动松动筋骨啊。然而，恰恰相反，下车的了了无几，上车的人蜂拥而入。从门里上不去，干脆扒开窗户往里翻。从窗户里翻的人多是年轻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不少人像学生模样，身上朝气蓬勃的。我就纳闷，不是停止大串联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学生模样的人上火车？火车怎么还是这样挤？难道他们也同我们一样，想进京去见毛主席？
这个问题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谁也没问，只盼着赶紧开车。火车里除了人肉的挤压，空气也糟得很。各种汗臭味体味屁味脚臭味小孩拉的屎尿味混杂在一起，一起往鼻孔里钻，呛得人几乎要窒息。列车一开，空气流通起来，就好许多。关键是，列车开动起来，我们就过了一关，距北京就近了一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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