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被命运给捉弄了。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就当我满怀希望准备参加高考时，我在农村却不幸遇到了因司机违章而造成的车祸。在这次交通事故中，我被撞伤了下肢骨，经过一番周折，住进了广州一家专业的中医正骨医院接受治疗。也就是在这时，我才发现了生命的脆弱，我觉得一个人应该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在有生之年更应体现出自身的生命价值。乐观的我在伤痛稍好一点后便开始画画了。自然，那些病房里的病友就成了我的画画模特。能下地时，我经常到放片暗房看人体骨骼，结合学习美术人体课本，这样的学习对我画画很有促进作用。因为面对伤痛的出色表现，主治医生特别喜欢我，他不但认我做干女儿，还用实际行动为我做精心的治疗，使我不但没有落下内伤，就连一点外伤也都没有留下。
在我疗伤的那段日子里，我的家人也给予了我精心的照顾。我的纯满洲血统的贵族外祖母，还一拐一拐地来看我。外祖母的腿是在当年中国沦陷时逃难弄残的。她给我送来了一小蓝很精美的青桃子，让我激动不已。所以，我对桃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喜欢画桃的原因。另外，来医院看望我的还有我下乡认认的知青好友们，画画老师以及县教育办领导和当时的同事，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将这种情谊铭记在心当着我追求理想的终身动力。
我的下乡经历是在我遇到车祸住院中结束的。1978年，我康复出院后，有位姓范的医生介绍我认识了广州画院的黄堃原老师。当时黄堃原老师因要出差不能辅导我，便将我介绍给李醒滔老师。所以，我正式成了李老师的学生，主要学习石膏素描和水彩静物写生等，为我后来创作水彩作品《女人体》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不久，李醒滔、梁照堂二位老师指导我相继完成了油画《大学同窗》、宣传画《鲜花献给人民英雄》和《美的旋律到农家》等参加省美展的作品创作。在那里，我同时认识了女画家吴海鹰老师和她的先生——雕塑家梁明诚老师（后来任广州美院院长），在绘画上，他们都给予了我重要的艺术指导。
1979年，我到了一家工艺厂搞工艺美术设计（仕女），这是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白描、书法、篆刻（石刻、玻璃刻画）样样都要涉及。为了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争取两个小时的时间练白描、书法和看篆刻书。
1980年，我在商业系统工作的父亲让我有机会考进了商业单位工作，这一干就是八年。我先后做过职业培训班班长、播音员、秘书、财会、职业文化辅导员等。1983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一个拥有一千多名职工，其中青工就有800多名的大企业，我在交电商场任交电柜柜长、团支部委员和文艺骨干，多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团员。1983年我们文艺员工女声小组参加广州市的文艺大奖赛，我任高音领唱的节目荣获专业三等奖。除此之外，我的美术油画《大学同窗》获广州美展优秀奖。
我极为喜欢学习，自己的工资基本上都投入到了学习方面。画画在某种程度上说与摄影有一定的联系，为了便于积累画画的第一手素材，我在单位买了一台我十分喜爱的上海品牌DF一型海鸥照相机学习摄影。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去新华书店选购自己喜欢的有关绘画的艺术书籍，其中包括潘天寿的画册、《广艺舟双楫注》（书法理论书）和文学书籍等。我爱美术，但也喜欢文学，为此还报名参与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文学专业学习。
1980年，我加入广州青年美术协会后认识了广东画院油画家、美术界权威汤小铭老师。后来，汤老师成了我油画创作的指导老师，而我在创作油画代表作《大学同窗》时，汤老师给予了我关键性的指导。我一直为有像汤老师这样的名师指导而深感荣幸。其实，我在还没有认识汤老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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