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27 18:01:15)

　　1997年3月12日傍晚，北京晚报头版上登了一条消息：“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世”。我惊呆了！忙发给此条消息的北京晚报李凤祥副总编打了电话，凤祥说：“我也不信，打电话核对了才确认。赶在印报之前上了这条……”然后就双方无语了。怎么可能呢？前些天，我还陪老的同学、糖尿病专家向红丁去红帽子楼去看望绍棠学长呢！绍棠学长前些年中风偏瘫，“大难不死”，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以“半壁江山”坚持写作。在新时期创作了《花街》、《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豆架雨如丝》、《京门脸子》等中、长篇小说和《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散文短论集。被誉为高产、稳产、优产作家，是“乡土文学”的举旗人物。向红丁在了解了绍棠学长的病情后，对他的偏瘫、肝腹水和糖尿病做出饮食、用药的建议。临走前，红丁特意跟送我们出门的嫂夫人曾彩美嘱咐：“药和饮食其实都到位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必须要他自已注意了，要他多休息。”曾大姐有些无奈：“这是最难的啊！他这个人哪，总是自己给自己加鞭。”

　　后来，我陪孙祖培学长到红帽子楼祭奠绍棠。祖培上北京二中比绍棠届低，长我几届。他也中风偏瘫了，平日根本不外出。为告别绍棠学长，他艰难的蹰踟而来，泪流满面地在绍棠遗像前行礼志哀。几天后，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那么多人悲痛欲绝地送别绍棠。那情景，至今不堪回首。

　　今年，刘绍棠离开文坛10年了。3月份，从维熙学长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文章《运河之畔忆故交》，悼念同在通州运河畔成长起来的老友；刘绍棠乡土文学会在5月要召开会议。为此，我又一次来到和平门附近的“红帽子楼”，扣响了曾彩美大姐的房门。想听听她再讲讲她的绍棠，讲讲她离开刘绍棠的日子……

　　一本相册  回顾绍棠的创作历程

　　进得门来，看屋里基本如昨。只是门厅正中那幅刘炳森书写得“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的挂轴，换成了绍棠和蔼神气的巨幅彩照。记得当年绍棠说，这幅字是他中风恢复时刘炳森送的：“刘炳森这副字写得特别好，我要托他吉言。这后福就是多给我几年，把我写的京东北运河作品整理成文集，再多写写生我养我的运河故乡。”曾大姐说；“那幅字送到绍棠纪念馆收藏了。”

　　进到熟悉的书房，还是那张写字台，还是那两个书柜。只是书柜里陈列了绍棠的文集和作品，俨然是个小小的展览。大姐在写字台前坐下：“还和以前一样，只不过这次是我坐在过去绍棠坐的地方。”一时，我的心情挺复杂。物品依旧，蜗笼居少了当年的男主人；热情不减，女主人曾大姐依然开朗，依然坚强。

　　曾大姐拿出一本老式的胶粘大相册：“这就是我近些年所做事情的一部分。”相册里是依年份排列的老照片。与一般人收集成册的不同，照片边上都有大姐写的纸条，注明照片年份、当时绍棠的岁数和那一年发表的作品题目。我数了一下，1949年2篇，1950年8篇……，大多发表在北京新民报上。以后就越来越多，内容也从小随笔、生活小故事（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小小说”）到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要知道：那时的绍棠才十三、四岁啊！ “绍棠常讲：这报纸是我‘起家’的地方。看看这个相册，就明白了吧？”大姐这样说。

　　曾大姐指点着相片边上的纸条，讲了起来：

　　“ 1950年9月15日他写了《一顶轿子》，现在读起来还挺有意思，